1983年，12岁的李载汉随家人一起从出生地汉城（2005年改称首尔）搬到美国马里兰州的郊区。陌生的环境里，找不到朋友的少年在流行文化里打发时光，陪伴他最多的就是电影。《愤怒的公牛》、《夺宝奇兵》、《星球大战》、《超人》、《第一滴血》、《鸟人》、《异形》……那也是好莱坞和“电影小子”又一个佳作频出的黄金时期。“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可以大量接触先进的电影文化，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电影为他打开的另一个世界是古典音乐。直到现在，他依然喜欢听莫扎特。家人并不理解，甚至关掉了他的录音机。
“古典音乐会让人的灵魂更加纯净，会给人一颗真诚博大的心。它让我了解到，诗不单单是写在纸上，它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一个敏感的孩子在接触到古典音乐之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诗意。”李载汉说，“那时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形而上的问题占据这个十几岁少年的脑子，“我说的孤独，不是说我身边没有朋友，而是来自于我希望获得一种有质量和深度的沟通。早上出门看见邻居，一般人会说你好，可是我可能很想问他，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很多这种问题想和身边的人说，但总是被他们嘲笑。我的态度越是认真，他们越是嘲笑得厉害。”
进入纽约大学的时候，李载汉是建筑系的一名新生。但他却瞒着父亲，把夏季课程全部换到了电影方向。“我觉得我要是一直学建筑，到死的那一瞬间，我肯定会非常后悔。”毕业来临，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意愿去读建筑系研究生，那几年父子关系几近冰点。女友也不支持他做一个电影导演，但如果是广告导演，她会接受。和女友分手后，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和父亲联系，“后来我就在贫困里度过了很长时间。”
毕业前的一个学期，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突然袭来：马上就要发毕业证了，但手里什么都没有。和家里的关系也中断很久。“像我这种穷学生，谁会给你剧本拍呢？”他开始自己写剧本，这就是《深深的伤口》。
16岁的Ben是韩、匈混血儿，他厌倦了在纽约的中餐馆送外卖的生活，认识了当地的韩国黑帮头领。因为成功帮助头领逃脱FBI的追捕，他正式加入黑帮。从此他的生活里开始有了毒品、暴力和性。他一步步成为黑帮头领的亲信，同时慢慢爱上了以前经常光顾自己打工餐馆的一位妓女Mina。
这个一看便出自移民之手的故事充满了青春的迷惘和身份的困惑，还有孤独的心灵对爱的渴求。它艰难地拿到了50万美元的投资，和他同龄的一位同学做了制片人，电影还没有钱拍完就已经花光。关机时李载汉26岁，等到片子制作完成，他已经29岁。那3年，他迎来了更加潦倒的时光。
李载汉四处打工，什么活都接：给人写剧本，拍结婚的录影带，去片场做小工，当MV的灯光师或者摄影师。因为学过建筑，还做过木工。他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度过了那3年。“现在想想那个阶段，就是贫穷，痛苦，努力，然后拒绝，和被拒绝。”
站在忠武路
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长期低迷的韩国电影居然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在政府加大投入、放宽审查、调控票价、实行配额等民族保护政策之下，韩国几代影人空前团结，用丰富的类型尝试和新锐的作者风格重新找回了本土观众。电影资本在那个阶段，向所有热血涌动的优秀导演敞开了怀抱。李载汉在处女作关机3年之后，有机会回到韩国开始做后期。
“上映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留在这里，拍一部韩国的电影。”李载汉没有去好莱坞，用他的话说，他“站在韩流的中心，和韩国明星成为了朋友”。
回国之后，他准备了3部影片，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启动。他一直认为，回首尔他会拍大规模的战争、武打、动作或者科幻题材。很遗憾，等待他的是继续贫困和落寞的另一个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