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人满为患。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冻卵等各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越来越常见，在其背后，费用、隐私、歧视，种种问题笼罩着不孕的人群。
如愿
2011年，我搬了一次家，工作和生活渐入正轨，想要个孩子了。那一年起，我才开始了解到某个圈子里的流行语–“30岁前不想要，30岁后要不到。”那一年，我29岁。
我拿到了上海市卫计委2014年12月公布的一组数据，关于2012年上海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那一年，上海有418万已婚育龄妇女，按照不孕症发生率10%左右来推算，这座城市应该有40万左右的家庭可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而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推算，应该有4-8万对夫妻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那一年，这座城市进行了26346次取卵手术（取卵周期）和26029次移植手术（移植周期），以及3549例夫精人工授精手术和3684次捐精人工授精。就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看看。
医院看了几个，当然，主要原因在我：意志不坚定，没有耐心。第一家医院，医生看过我的病史、基础体温和激素六项，很认真地问我：“你很着急要孩子？”我认真点头。她笑了，“那好办，促排。”我落荒而逃。第二家医院，医生决定给我做个输卵管通液检查，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一个难受得弓起身子的脸色蜡黄的姑娘，那是通液检查。我又逃了。第三家医院，终于把所有的检查做完，结果显示，男女双方一切都“在正常范围”，然而，不孕症中约有10%是原因不明的。我的故事结束于2013年年中，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决定为我做一个宫腔镜，刮除子宫内膜上的小肌瘤，创造更好的着床环境。宫腔镜后的第二个月，我怀孕了。15天后，当我拿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报告去看我的医生时，她松了口气，“你可算如愿了。”
奔波
讲述上面的故事时，我隐去了很多东西。
比如，整整两年间，我必须小心地避开任何紧急或是重要的工作，因为不孕症的治疗需要根据生理时间决定诊疗日期，你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医院的日子何时会到来。在医院走廊上，我曾见到几个就诊者很热闹地讨论，如何平衡工作和就诊？讨论变成了诉苦会，除了辞职，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直到有个人说：“我领导在做试管，我们还经常交流经验……”后来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很多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都有辞去工作专职备孕的经历。
再比如，进行宫腔镜的全部费用只能自己负担，因为这是“计划生育相关”。在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费用不属于医保范畴，而是由生育保险覆盖，后者一般包括“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内，因为妊娠、生育或是终止妊娠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不怀孕，就无权享受生育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