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每次候诊，我早上7点不到赶到医院，却只能抢到我那个并不特别热门的医生的上午倒数5个号以内，这就意味着，我需要等一个上午，如果有检测项目，通常还要等到下午的检测报告出来，几乎需要跟着下班的人流回家。于是，在早上8点就诊开始前，我问了等在最热门医生诊室门口的一个姑娘的妈妈：这医生的号，我觊觎半年了，从来没挂到过，你们是怎样挂到的？对方打量了一下我，绽开一个亲切的笑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姑娘，我们4点半就来排队了。”
所有这些，促使我决定去写这篇文章，我希望这类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生殖健康教育的不足，而这些不足，正导致着大量中国女性在避孕、人工流产以及年龄与生殖力关系方面的认识缺失。当然，对不孕症，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也不是故意视而不见，我们要学会去正视它，了解它，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去应对。
就诊者
在采访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现代化与少子化的关系，也知道一部分社会学者的结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两者的关系来看，中国正在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于是，在这次采访之初，我本来希望可以拿到大量与中国的不孕症相关的数据，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都是缺失的。比如，我想知道中国不孕症的病因分析，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和病因相关的胚胎移植成功率，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没有；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与职业相关的，与城乡相关的，没有……
多数由医生介绍而接受采访的不孕症就诊者是大城市里的精英白领。一个金融行业的女白领告诉我，她曾经在不孕门诊前排队等待医生时遇见了她的前同事，那也是一个金融行业的精英女性。不过，这样的数据也许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就诊者对不孕症的接受程度更高，可以向外人提起自己的病。如果是一个农村的就诊者，“有人因为没有孩子，不敢回老家，一直在外面打工赚钱、治疗，再赚钱，再来医院……也有人是卖了农村的房子来做试管，听说失败之后嚎啕大哭，甚至当场晕厥过去。”一位生殖医生这样告诉我。
我去了某医院旁边的一个“备孕妈妈小屋”，一张床一天60块，极老的房子，一室，室里放3张床，阳台上再放个大的，大家都没有柜子，行李放在床下。小屋里有4位备孕姑娘。主人N来自宁波的某小县城，辞了工作来上海“做试管”；最年轻的姑娘小M卵巢早衰，在郑州被“判了死刑”，来到上海；另外两个姑娘来自安徽，胖胖的L是不明原因，而H是双侧输卵管堵塞，来上海做成功几率大。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的数据，上海市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就诊者中，非沪籍就诊者大约有58%，比例最高的医院中，非沪籍就诊者可以占到76%。
不孕症是病吗？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生殖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以采访者而非就诊者的身份去接触这些医院的专家们，我得以一点点梳理“不孕症”这3个字背后的含义–生殖健康教育、医疗资源的不足与分级诊疗的缺失，以及医保的缺位。
有专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据解释，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某些报道所引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令他们不再信任媒体；也有专家很认真地回复我，“目前关于辅助生殖的报道大多集中于代孕、供卵方面，主要是博人眼球，真正思考我国辅助生殖的宏观政策的文章没有”，他希望“通过媒体引起全社会对不孕症的关注，对我国辅助生殖管理政策的关注，让我国广大的不孕症患者看病不再那么难”。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医生我没能采访到。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