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4年到1959年，他批判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还写《罗素哲学批判》批自己过去的学术偶像。在反右运动中，他把矛头重新指向自己，撰写《一书总批判》和《对旧著一书的自我批判》，推倒了自己过去的全部思想。
拥抱新世界
1949年后的金岳霖让殷海光感到隔膜，他只能一厢情愿地解释老师的精神突变。牟宗三的“纯个人兴趣和纯技术观点”的看法，倒点出金岳霖对哲学游戏的沉迷，以及对哲学外的领域的漠然。
金岳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哲学对他的意义–“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牟宗三的看法。“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表面上，金岳霖对政治漠然，然而，他的“个人兴趣”和“技术观点”之外，并非像牟宗三以为的那样一片空白。金岳霖的思想生命，比牟宗三所想象的更为诡晦。他的阁楼里有某种“斯巴达”的情怀和“乌托邦”的激情，并蕴藏着冲出阁楼的冲动。
金岳霖少时住在玉皇坪广场附近，广场上常有学生结队做操、唱歌，“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
他始终怀念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认为那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1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马上剪了辫子。但这也是个被金岳霖称为“有瓜分恐惧的时代”。1916年，听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并且要做皇帝，身在美国的金岳霖，在房东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一场。
年轻时，金岳霖还有“学万人敌”的大志。
1914年，他获得官费赴美留学，五哥建议他学当时流行的簿计学（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管理）。191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学并获学士学位后，他致信五哥：“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在以后的学习中，他逐渐迷上抽象思想，对政治学学理上的兴趣，远大于对政治问题本身的兴趣。1921年，金岳霖获博士学位后，兴趣终于从政治学转向哲学，并系统接触休谟、罗素等人的思想。
“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金岳霖的回忆》）
抽象世界，既是他所爱，亦是他所长。他在其中遨游宇宙，穿越时空，而一落到具体层面，他只是个在阁楼做游戏的人。“我是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加上个人研究哲学的习惯，对于当前的现在总难免有点子麻木。”对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时局问题，他有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隐微的乌托邦激情。但这种复杂的情感，也因他对政治的失望和不擅长而被压抑着。
1922年，金岳霖发表《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公开表示对政治保持中立和疏离。“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知识分子应“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不发财”，有“独立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1926年回国后，金写信给他的五哥，对政治的悲观溢于言表，“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也不愿意为这个社会所改变。看来，从政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甚至对“人类”悲观：“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于是，金岳霖在“阁楼”里以他擅长的方式实践自己的乌托邦。他的《论道》一书在抗战期间完成，这本野心宏大的著作，涵盖“时”、“空”、“无极”、“太极”等等终极命题，构造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宇宙观。从《论道》可以看出，一旦进入抽象领域，金岳霖的乌托邦世界就变得异常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