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氏贺岁喜剧，到赵本山春晚小品，以及赵家班乡村爱情喜剧系列和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现场，乃至郭德纲相声、周立波海派清口，喜剧的生产者在今天获得了市场和大众最热烈的拥抱。
“其实不只是在这个时代如此，你想想我们自古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没死的艺术形式，有一种叫相声，是从唐朝开始的，那时就有参军戏。京剧的生命周期也就二百年，为什么相声可以穿越千年不死，说明我们有一些东西没变。就是我们的需要，喜剧的需要没变。就是那种压迫感一直存在，中国人在生活中一直有特别大的压力，一直需要宣泄，这个东西一直没变，就一直有笑的需求。”宁浩说。
宁浩的喜剧和徐峥不一样，如果说徐峥希望在心灵成长的富矿里找各种故事作为载体，那么宁浩的创作兴趣更多地依赖故事里的荒诞感。徐峥会警惕，不让密集的笑声冲淡他想认真说的一些话，相比起来宁浩的态度要轻松得多。
“现在这个阶段，达成一点共识不容易。目前大家在各个领域忙着吵架的这个阶段，你给大家开开玩笑，讲几个段子，我觉得还挺开心的，缓和一下多方的气氛，我觉得也挺好。喜剧的发展和市场需求也是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最有功德的一件事。它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给人一些温情，还是释放一下压力，我都觉得很不错，所以我自己一直不觉得一定要去提一些高屋建瓴的事情才伟大。”宁浩说。
也正因如此，《心花路放》在斩获10亿票房之后，有一些声音对宁浩放下身段的转身提出了批评。
“我拍电影挺随便的，按我自己的说法，就是这个我挺感兴趣的，我就拍。拍《心花路放》也是没有准备，没想过能过10亿，拍得好玩就行了。票房这个事现在变得挺拧巴，变成评价坐标了。这事特别像说中国哪家医院的营业能力最强，这就证明你医术好啊？我觉得不是吧。如果说一个医院的营业能力最强，可能是说你够黑啊，想办法把药卖得贵或者不把病人看好了，我不停地卖药给你我才挣钱。《心花路放》也不代表我要发展的目标，它本来就是我拍个小品玩的。”
“创造10亿导演的是市场，是这个大环境。”徐峥也思考过自己在票房上的成功，“慢慢当我们的产业逐渐完善以后，比如电影院的建设达到饱和之后，什么类型的电影观众达到多少人，票房达到多少，慢慢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到那个时候，你再成为票房冠军，那才是真本事。垦荒时我占了这么大一块地方，并不代表什么。”
宁浩一直强调，票房是站在生意角度来谈，而电影的判断标准，显然不止这一个。“有一句话叫作‘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个时代，就不要过分狂妄，也不要妄自菲薄。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时代的需要，梵高都死了，他最后的成功和他的标志性意义还是因为时代需要这个人。所以创作者和时代之间有关系，艺术与大众之间有关系。你不能不尊重这个关系，也不能丧失自我。你只能在其中找到动态平衡。”
每次和这些不停思考的创作者相对，我的心情都很复杂：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仅有着扎实的手艺，而且深度关注和思考着行业内外的趋势动向。在审查和大众之间，优秀的创作者都在逼自己尽可能地舞姿优雅。内地的影业一方面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取得数字突破，另一方面，行业内标准功利而混乱，缺乏监管的恶性竞争还伤害着同业。比如盗版的流出，无疑将对《港囧》造成严重打击。伤害票房的同时，也伤害了投资人的利益。
徐峥要和片方一起想办法挽救盗版造成的损失，他的遭遇也得到了业内同仁的同情和集体呼吁。采访时《港囧》尚未公映，当我再次听到结尾时他的录音，冥冥中竟然如此酷似一个使尽全力的导演对今天的囧境最无奈的回应：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它自己的命运，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你让它去吧，它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票房，我自己尽力就可以了。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上海、北京、武汉 实习记者 周建平 孙德俊 张丹 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