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成果震动了学界，被誉为“建立了EGFR基因突变型肺癌的治疗新标准”。但易瑞沙很贵，每位患者需要每月为之付出逾万元的费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吴一龙多方奔走，推动广州市医保局将这种药纳入医保范畴。
这件并非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耗去了他整整两年的时间。他遇到了阻力，“第一，这个药确实是非常贵的，如果纳入医保的话，那不是医保全吃空了还付不起呀？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第二，患者不治疗可能也能活过一段时间，这药为什么要那么贵？第三，我们这边对这种新的东西呢还是了解不够。”吴一龙非常理解这种阻力的产生，“所以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帮医保局去算账，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查到这个靶点，吃这个药是百分之八九十有效，然后不需要再吃其他药。我们在内部做了这个规定工作：一旦这个病人确认可以用这药的时候，在医保上其他药都开不出来。把这个东西制度弄出来，一年算起来比起过去不这样控制还节省费用了。”
在吴一龙的持续推动下，2010年，广州市将易瑞沙、特罗凯这些指向明确的药物，纳入了医保范畴，患者只要确定是特定的基因突变引发的肺癌就可以申请，此前每月付出1.5万元，纳入医保后变成只需要支付1000-2000元。现在，这个做法已经在国内多个省市推广开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医保局算这笔账的环节至为关键，而这并非是吴一龙的本职工作。“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浅层次，要从深层次为对方着想：他们在考虑什么东西？有什么体系可以帮他把这个问题完善？这样办起来才能够成功。如果我当初只是口头讲，他们给你面子：哎呀这个大专家说的话，回去研究研究吧。回去研究就不下来了。但我说：可以这样这样做。这就是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他们服务嘛。”
当时这种药还没有在中国上市，专家们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会上有三分之二的老专家指责吴一龙用“假药”治疗病人–《药品管理法》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
“但是你知道促成这一个事情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广东省的一个社保局的一个小官，他的亲戚得了肺癌了，然后我就拿他来作为一个先例（治好），哈，你看，这不好了嘛，是吧？因为中国人就要看例子嘛。”
谈起这件事，吴一龙颇有感触，“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吴一龙一天能看42个病人，再多两个吴一龙，也只是看一百多个嘛，比起中国一年60万的肺癌病人，要多少个吴一龙才看得完？但我们一个举措，一下就几千人上万人都受益了，不是更好吗？”
以人为本
1988年，吴一龙赴德国进修，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德国的所见所闻，在他身上留下终生印记。他刚到那边的时候，看到医生和病人一起讨论病情，确定手术方案，大家开诚布公，各种方案如何操作、存在什么风险都列出来，然后建议病人选择哪个方案。所有的信息，医生都清楚明白地告诉病人，甚至医生之间的讨论过程，也让病人全程看在眼里。这样一来，病人就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以及适合哪个方案，最后的抉择权在自己。
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震惊了吴一龙。时至今日，他回忆起这一场景，仍然激动到哽咽，“现在有非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们整个医学界陷入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我们教导出来的医生，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要为医院做多少的手术量，才能达到这个优。就是按照工厂的方法来管理医生。手术量、经济指标，如果一个人过分强调这个东西，是不会关注到其他地方去的。就是我们会把人当成机器。”
德国之行中令吴一龙感动的还有，“我碰到过一个护士，上班时看到她受了委屈在哭。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有个病人要推到手术台去了，那是一个艾滋病人啊！这个护士一听病人来了，哇，态度马上变了，从哭的就变成笑容了，还跑到这个病人面前，跟他亲吻一下，拍拍肩说，‘放心吧，我们医生非常好，会帮你做啊！’你说是不是非常动人？我每天都见到这样的例子，他们都把工作当成一份神圣的职业去做。”
甚至他所见到的德国患者，都非常信赖医生，几乎看不到什么医闹。这让他觉得，“你越是开诚布公，事情就越好办。现在我的看病风格也是这样。我们潮汕的人来，都跟我讲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得了这个病啊！我最反感这样做了。你爸妈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决定什么，心理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她克服，但不能瞒骗。”
德国的医疗体制也让吴一龙感到新鲜：他的导师在公立医院当主任，医院有一部分地方是老师的私人病房，做手术所得的钱，60%是归他的老师，40%才是医院的。“他们很严谨，做任何一件事情，完全不必找熟人，填表送上去，然后一切就OK了。说老实话，在德国要做到更高层次的医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等级比我们更森严，一个科室就一个教授，除非这个教授走了，才会竞争。现在还是这样，而且这个竞争是全国的，必须在他们的医学会杂志登出来说这边有一个空位置，全德国达到要求的人都可以来应聘。”
直至今日，国外的医者仍让吴一龙内心有所感触。最近，他把世界3个最顶级的外科医生请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前任的国际外科肿瘤学会主席、现任的主席，还有候任的。这些名医讲完课以后，就跟他们一起为病人做手术。“第二天晚上讲好跟他们吃饭的，因为病人太多了，他们就不吃饭，从下午5点钟跟我们一起做到晚上9点钟，把所有手术都做完了。这就是大牌的医生啊！他们没有想：哎呀你们对我不尊，而是主动跑到手术室说一起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