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曦认为个人势单力薄，不如找海外人士联名给蒋经国写信。这个想法获得大家赞同。签名达到20位时，陈若曦给吴丰山电话，说她想回台湾看看。
回台北的飞机落地时，广播响起：“飞机已抵达台北机场了，请陈秀美女士到机舱口来。”
陈若曦来到舱门口，看到两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是她的公公婆婆，另一位是年轻的男士，她猜想是官方什么部门的。她大方伸出自己的手，故作镇定说：“先生贵姓？”“我是你弟弟。”陈若曦离开台湾已经18年，已经完全认不出当年还是小孩的弟弟。
在“总统府”，她见到了蒋经国。陈若曦把联署的信件交给他。他当场拆看，表示一切会“依法行事”。陈若曦继续说，“我返台的第二天，一早就叫了部计程车去圆环。和司机谈起高雄事件，他一再说，’这事你不要讲‘。”
在第一次接见陈若曦几天后，蒋经国又再次主动接见她。
这一回，蒋经国重点谈高雄事件发生时军警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回应“先镇后暴”的指控，他表示军警都有严格纪律，对民众一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结果被暴民打伤一百多人，万不得已才采取镇压手段。他举一位妇人当街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的例子。这个镜头我早在电视上看过数回了。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当街表演’苦肉计‘吧。”蒋经国的秘书蒋彦士惊得从座位弹起，就快要挽起袖子和我打架了。蒋经国不动如山，神情无奈但口气坚定地表示：“我以人格保证，我们政府不会行使苦肉计。”又经两次奉茶，我起身告辞。送客前，他再度承诺高雄事件会依法处理。“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这是我听到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有人问陈若曦：“你头一回见’总统‘时，是否向他反映了计程车司机的什么情况？”原来蒋经国到南部视察，忽然要搭计程车。“最近除了你，他没见过别人。”陈若曦想起曾向蒋经国提到搭计程车的事，莫非他也想找计程车司机聊天？“通过这件事，我对蒋经国的评价有所改变。”陈若曦说。
面海的人
在高雄，陈若曦吃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后，去了海边。海面上货船鳞次栉比，等着入港或出港。
这里是高雄的西子湾，旁边就是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就住在西子湾附近的楼上，他是台湾中大的退休教授。
陈若曦还在台大上学的时候，曾经带着诗人周梦蝶去余光中家。周梦蝶生病了。余光中找出阿司匹林给他吃。他一吃，好了很多。他说，这是什么仙丹哦。陈若曦如今仍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周梦蝶的河南口音。
周梦蝶曾经瞒着所有人，渡海回到河南老家，想看看家人的情况。结果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
如今，周梦蝶也已经去世。在台北城隍庙对面的明星咖啡馆前，陈若曦指着一根廊柱对我说，这就是当年周梦蝶摆书摊的地方。现在那里摆的是卖衣服的摊子。
周梦蝶写过一首诗《十三朵白菊花》：“顿觉着石柱子是塚，这书架子，残破而斑驳的，便是倚在冢前的荒碑了。”
高雄的海边有许多消波堤。那些东歪西倒的水泥物体，像是一座座荒碑。在戒严时期，海边是不容易靠近的，现在，由于这些怪异的水泥石头，海边仍然很难靠近。
陈若曦当年就是从台北来到高雄，住在中学同学陈喆（琼瑶）家，然后从这里坐船去美国留学。那是她第一次航行在海上。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她只知道自己要回到台湾，但是，她没想到，她绕了地球一个大圈才回到台湾。
在中山大学的一处海边浴场附近，我们难得走到了只有沙滩的海边。帆船运动员正在训练，帆船正驶向远方。陈若曦沿着沙滩一路走过去，然后停下来，看着远方。
海浪一排排地涌来，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正如70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那般情状。
（实习记者孙德俊、陆莹、李玥娴、王笑迪、王青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台湾/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