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曦的哥哥陈德意至今还住在永康街。他站在家门口，和妹妹陈若曦回忆了当年迁来的情形。父母当时要做工，搬家任务主要交给兄妹俩。他们用板车装家具，每天一来回，好几次才搬完。陈若曦当时在乡下的家和台北市隔着一座川端桥（光复后改名为中正桥），她之前从未去过台北。“搬家让我首次踏上了以往感到遥不可及的川端桥，仿佛向天空靠拢了许多，浑身飘飘然的。”
当时的永康街只有高记。高记原本只是一家卖烧饼的小店，现在永康街上的高记是一家豪华酒楼。陈若曦小时候每次路过高记都要看一下那里的烧饼，但从来没买过。“家里当时太穷了，不敢买。”
日本人撤退了，大陆人随国民政府开始大批进入台湾。陈家右邻搬入上海的糕饼店老板一家，开始用水泥在前后院砌高高的围墙。左邻住进了影片公司的人，也开始砌围墙，还把作为公共用地的巷道和水沟也圈了进去。陈家后院盖起了房子，也用围墙把水沟圈到院内。巷道一头的菜地也盖起了楼房，户主是大陆来的书局老板。原本开阔的永康街，忽然拥挤起来。
这是如潮水般涌入台湾的外省人给陈若曦最早的印象。这只是一个侧面。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在台湾光复两年之后，有了一次大爆发。
“二二八”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你能一直听到广播发出的声音。这里是日本殖民时期“台北放送局”旧址，战后改称“台湾广播电台”。也是这里，让台湾民众在1945年8月15日听到了日本天皇的讲话。“二二八”事件后，广播电台成为官民讯息传播的工具。
“以前在台北，没钱人都烧煤，省钱。外省人来了，烧的是煤球，然后把烧过的煤球丢到路上。”陈若曦说。这些丢到路上的煤球常常没有烧完，有的人捡来继续烧。
在陈若曦的记忆里，“二二八”发生后的一天，邻居家一位卡车司机出门去捡煤球渣，遇到两个拿着枪的士兵，士兵对他进行盘问。他听不懂，用闽南语回答，结果被士兵一顿暴打，倒地不起。陈若曦的父母看到了，把他扶到家里。“司机满身是血的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和许多人家的子女一样，她被告诫不要乱跑。
陈若曦哥哥一家请我去吃饭，我带去了侯孝贤为封面人物的《南方人物周刊》。陈若曦的嫂子看着杂志说，他刚得了奖哦。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而他迄今获得过的最重要奖项，是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电影《悲情城市》讲的就是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到1947年“二二八”之间的故事。
一位戴着厚厚眼镜片的“二二八”纪念馆志工给我推荐了3本书。“看了这三本书，你对‘二二八’就有大致了解了。但想了解更多，‘二二八’的书是看不完的。”他打开iPad，给我看了他的书架，满满好几层都是关于“二二八”的书。“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我问他。“卖厨具的。”他说。在台湾，每个人都能对“二二八”发表自己的看法。“二二八”是台湾光复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一直影响到台湾目前的现状。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二二八”造成的裂痕都未完全化解。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去世。其子白先勇回忆，追悼会上，来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许多台籍人士扶老携幼前来追念父亲。”“大部分人与我们并不认识，由他们众多挽联、挽诗看来，他们都借此表达感念父亲在‘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留下的恩泽。”白先勇与廖彦博合著的《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在今年3月出版，这只是关于“二二八”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的一部。
1945年之后，对于国民党来说，国共战场才是最重要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和共产党军队争夺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场，派到台湾接收政权的都是弱小的部队。那些到基隆码头迎接国军的人们看到，“士兵鸠形鹄面，衣服褴褛，或胸前挂草鞋，或肩背披毯及挂铁锅，甚至就地小便。”
国民党开始了和共产党长达几年对于曾经的日占区的争夺。最后，他们只接收下了台湾，失去了整个大陆。
白先勇1952年从香港来到台北，住在松江路。1957年，陈若曦和白先勇都考入了台大外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他们都是走读生，骑脚踏车去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在新生南路上碰到。
现代文学
陈若曦考上台大外文系后，第一次写作文，就被老师推荐到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学杂志》是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
第二个学期，陈若曦写了一篇更长的《钦之舅舅》，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小说有两万多字，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能拿到更多的稿费”–陈若曦从中学就开始写稿赚钱，为的是贴补家用。她入台大后，同时带几份家教。她在大学里没问家里要过钱。
同学白先勇并无经济上的忧虑。白先勇喜欢到中文系听叶嘉莹讲课。让他最有感触的是叶嘉莹讲刘禹锡金陵怀古的诗，特别是《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让他想到了国民政府迁台。
从台大毕业后，白先勇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其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父亲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国共内战后来到台湾，母亲则一路跟随父亲过来。父母的去世，让白先勇感到“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这个时候，我对这个时代开始了一个真正的回顾。”
1965年，他在美国动笔写《台北人》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里，最能体现白先勇内心的大概是《游园惊梦》。尤其是那曲《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予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对我来讲，这些暮春里的杜鹃，美得有些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