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兰死后，全校开批斗大会，痛斥她“自绝于党和人民”。陈若曦最记得一句标语：“再踩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若曦向我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是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对面就是城隍庙，这里是台北的闹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咖啡店里，大多是台北的年轻人，喝着咖啡、果汁和糕点，一派岁月安好的景象。那种反差却让人内心更加受到触动，仿佛看到窗外明朗的天空张开了一张大口，缓慢吞噬掉这眼前的世界。
陈若曦写过一篇小说《任秀兰》。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叫非虚构作品更合适。她所写的大多数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现实，很多时候只是换个名字。这一次，她连名字都没换。
到南京后不久，段世尧被派到苏北农场劳动，怀上第二个孩子的陈若曦留在南京。按照农场规定，员工每半个月休假两天，有车送回南京。这一年夏天，段世尧两个月没回南京。两个月后，他瘦得皮包骨地回家了，讲起这些日子的经历。
段世尧和一位年轻同事在农场睡上下铺，一起劳动。一天傍晚，在地里劳动完之后，两人往宿舍走，后边跟着另一位同事。苏北平原上，红色的太阳正慢慢落下去。段世尧看着落日，说：“这让我想起美国的一种煎蛋……”他觉得自己说错话了，连忙打住。他想说的是sunny side。那位同事接过他的话说：“喔，我们叫荷包蛋，我一口一个。”
过了几天，睡上铺的段世尧下不去了。因为年轻同事睡的下铺贴满了大字报。他仔细读了一下，发现下铺年轻同事被指控的一项罪名是把太阳比作荷包蛋，还一口一个。那时候，太阳就是毛泽东，一口吞太阳，那还了得，显然是反革命。
段世尧知道这一条罪状和自己有关，忐忑不安。很快，工宣队叫他别去劳动了，在屋里好好写检查。写检查的原因是：为什么把太阳比作煎蛋？而且比作美帝国主义的煎蛋？
就这样，段世尧写了两个月检查，一直达不到要求，他被要求“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陈若曦告诉段世尧，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自杀。段世尧说，你放心，真要自杀，我会制造因公牺牲，这就不会影响孩子上学了。
“文革”中，因为说话，丈夫闯了祸，陈若曦也差点闯祸。
1971年，大学开始复课。9月，华水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陈若曦负责给90位学生教英语。
有一天的一堂课，陈若曦给学生讲到“Nation”这个词时，说：“Nation加al就成了形容词。你们不是学过Day这个词吗？加在一起，NationalDay就是国庆日，比如十月十……”“我当时都快晕过去了。”陈若曦看到好多学生瞪大了眼睛。她吸了一口气，缓慢地说：“十月一日……国庆节。”
陈若曦一家人就在时有惊恐的“文革”中过着日子。
有一年放寒假，快过春节了。段世尧对陈若曦说：“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西方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若曦同意了先生的想法，决定离开这里。
陈若曦写了一封信到国务院去，向周总理陈述了出国的理由，主要是生活不适应和健康不佳。信寄出后，她发现一些同事的态度变了。显然，他们知道她申请出国的事了。
学校开始给他们提工资。一位教师还请她到她家玩。见到她爱人，对方说，我也是台湾来的。陈若曦非常吃惊，来这里几年了，有台湾同乡。
“你看看，可见台湾人的身份当时在大陆是多么的麻烦。”陈若曦对我说。
校方通知陈若曦一家四口到北京去。国务院接待了他们，两位干部找他们谈话，了解出国的原因。
“几次谈话，他们明白了我们出去的决心，也不再强留。”又到“十一”了，陈若曦和段世尧被邀请参加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国宴。“我第一次喝了茅台。”邓小平正好复出，在宴席上发表了演讲。陈若曦在宴会厅后面几桌，看不清，但四川话倒听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