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曦一家回到南京，准备离境去香港。11月的南京很冷，她想到香港时，棉被不能少，找了邻居帮忙晾晒棉胎。一位邻居抱走了破棉胎，悄悄换上她家最好的棉被，至今令她感动。
他们到了深圳，准备从罗湖过关。那时候，过关的旅客都不怎么带行李，“只有我们有两大包被褥和两个大箱子。”
我见过那些行李中的一件。2015年4月，我在青岛的一个会议上碰到作为嘉宾的陈若曦。春寒料峭，陈若曦到户外时，戴上了一顶帽子，那是她当年从大陆带出去的，一直好好保存着，看上去跟新的一样。“这帽子很好，戴上很暖和。”她戴着帽子在草地间的石板上走着，忽然指着树丛说，看，桃花开了。心情愉悦而轻松。
回到1973年，来到深圳的陈若曦和段世尧并不轻松。他们托运了行李，一人牵着一个孩子，走上罗湖桥。桥并不是很长，但大家都匆忙地赶路。“有些人往桥下丢东西，仿佛永不要回头。”陈若曦回头望了望身后的路，心想：再见了。
耿尔在北京，耿迩在台北
2015年7月，陈若曦到香港参加了书展。这次书展的年度作家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欧梵。李欧梵一直对理论更感兴趣，他觉得自己不如许多同学更有文学创作能力。他如今生活在香港。“我批评香港的学生活动差不多全是娱乐，而不是和心智的涵养有关系。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参加了南北社，每个人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读，我读过一篇演讲词，被他们笑死了。陈若曦会读一篇她的作品，读一篇短篇小说。我是从这里开始慢慢进入《现代文学》的。”李欧梵说，“如果以台大为例，现在还有多少人到傅园？傅园似乎是有些凋零了，但我们那时候，傅园是圣地，在那里谈恋爱、谈自由，白先勇还在那里教我跳探戈舞。我以前看过《天地一沙鸥》，因为那时受到压制，所以想翱翔出来，我们要在生活里找到自己的沙鸥。”
1973年，过了罗湖桥，陈若曦开始寻找新的沙鸥，新的桃花源。
在香港，他们的美国学历成为了找工作很好的敲门砖。段世尧很快获得浸会大学的教职，陈若曦也获得了新法中学港岛分校教英语的工作。
在香港，陈若曦大学同学戴天造访，同时带来了《明报月刊》的主编胡菊人。胡菊人向陈若曦约稿。“那时还没有什么心情写作。”刚到香港，一切忙得不行。
包德甫是陈若曦当年在台湾交往过的美国男朋友，此时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他来香港找到陈若曦的家。“Lucy（陈若曦的英文名），你应该把中国的经历写出来。”包德甫说。
1974年，陈若曦家暂时住进了林先生一家。林先生是他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林先生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把儿子送回中国念书。“文革”时，他插队到了陕西。那段时间，他讲了很多当年在陕西的见闻。
陈若曦并不想留在香港，经过各种考虑，决定申请去加拿大。
稍微空闲一些，陈若曦想起了林先生讲的陕西经历中，提到一个雷县长的故事，她便写下了小说《尹县长》。《尹县长》说的是，一位在国共内战中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尹飞龙，为新中国努力工作，成为县长，到“文革”时，因为“历史问题”而被枪决。
陈若曦将《尹县长》寄给了胡菊人。小说刊登后，引起巨大轰动。此时是1974年，“文革”仍在进行中。这样一篇描写“文革”的小说在当时绝无仅有。这是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一篇文学作品。要知道，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先声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到1977年才发表。
获得好评后，陈若曦继续写。她把一个回归大陆的学人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此时，她想起了唐达聪，笔名耿迩，那是她当年在台湾的朋友。于是把“迩”改成“尔”，给小说取名《耿尔在北京》。
在台大办《现代文学》时，陈若曦因约稿认识唐达聪。唐当时是《联合报》的编辑。他鼓励陈若曦翻译小说。当时法国作家萨冈以《你好，忧愁》走红世界文坛。唐达聪约陈若曦翻译了她的新作《奇妙的云》。这是陈若曦出版的第一本书。
当年陈若曦要去美国留学前，沉默寡言的唐达聪忽然向她求婚，并希望她不要出国。
陈若曦离开台北之前，唐达聪彻夜未眠，十几个小时都在陈家周围绕圈。清晨，唐达聪按响了陈家的门铃。
那个早晨，陈若曦至今难忘。
“你这一去，我看是不会回来了。”他口气绝望，但不忘央求我：“无论如何，你在美国要帮我打听亲人的下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父亲唐醉石是篆刻和书法家，杭州西冷印社创始人之一，也是金石鉴定家；我们兄弟6个，我是老大，老二是达明，老三达成专攻文学理论……最小的达康有艺术天才，爱画画……”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满人名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