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自由恋爱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没有流行，适龄男女青年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是通过单位里的熟人介绍，和一个在幼儿园做教师的女孩认识的。
我们见了一面后，双方印象都很不错，后来我还约这个女孩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开始不久，我大胆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只稍稍反抗了一下，然后就任由我握着她的手直到电影结束。
很快，我们就频繁地交往了起来。每天天刚亮，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她家楼下，等她下楼后，我就骑着车子载着她把她送到学校。然后，我再骑着车子往单位赶。下午估计她下班了，我提前从单位赶到她的幼儿园，再把她送回家。
每逢周日，我还会约她出来玩儿，在公园里一待就是半天。我们两人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挨在一起，卿卿我我地聊着单位里的事，聊各自的家庭，也聊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有说不完的话。偶尔，见周围没人，我还会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一摸她的长发，或是搂一搂她的腰。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就在我们陷入热恋之际，我们之间出了点岔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邀请她去了我家，她见我家住房很拥挤，回家就把见到的情况向父母描述了一番。她的母亲觉得我家的住房条件那么差，就开始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她是个没主见的女孩，在母亲的影响下，有一天她也吞吞吐吐地向我提出了这个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你们家房子那么小，我们结婚后住哪儿呀？
在那个年代，一提起住房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的心中也就隐隐作痛。这是最让我们无奈和尴尬的事，特别在谈恋爱时，这几乎成了我们男人致命的软肋。像我家这样的特困户，更是难以启齿。
我们家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家三代，老老少少五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和还在上学的妹妹。另外，我还有个哥，不过他有路子，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比较好，婚后不久就搬到单位分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了，虽然只有七八个平方，但却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小的房子住着这么多的人，对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大家的压抑感也可想而知。我与父母之间就隔了一块布帘，他们之间的偶尔的性生活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觉察到了。
现在我的女朋友既然把这个让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为了在自己还没开始痛苦之前就结束痛苦，我来了个快刀斩乱麻，赶紧先宣布“吹”了她。那时到底是年轻啊，敢想敢干，说分手就分手。我也没跟她解释分手原因，只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至于哪儿不合适，我死活也不愿意跟她说。
就这样，这个幼儿园老师跟我分了手。这次感情经历带给我的刺激就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在房子这样的大问题面前都经不起考验。后来，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索性直截了当把自己的住房条件跟对方说清楚了。这一招还真灵，果然我刚一开口就把对方吓跑了。
这样折腾了一年，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是纺织厂的，叫张素芳。介绍人把我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后，她竟然没有嫌弃我，愿意和我见一面。我跟着介绍人到她们厂一看，这女孩亭亭玉立，白净的脸上透着红晕，我马上就动了心。
初次见面，女孩对我的印象也还不错，于是我们就相处了起来。张素芳就像她的外表，是个温柔、纯静的女孩。她家离我家只有三站地，每天晚上没事时，我常会骑着自行车载她去外滩玩。那儿有一处著名的“情人墙”，我们的恋爱，就是从“情人墙”开始的。
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堵防洪墙，但这儿却是那个年代上海最浪漫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的人们
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的话剧。
“情人墙”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狭小、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屋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到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办法，既然住房紧张，那就到户外去。
那时的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间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民兵、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