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们的目标完全变了。第一次去参加比赛，就想赢一iPod。参加过ISEF之后，有了一种“改变未来的崇高使命感”“像是被洗过脑”。
“我们对科技未来的远景、特别是人机交互类的东西充满好奇。感觉自己成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是实现科技未来的一分子。”那一整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三个人长期呆在图书馆，不洗澡，有一个沙发都让我们睡臭了。
一年后，他们再度参加ISEF，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类的二等奖。随后，林晨阳和李贤基毕业。薛来独自一人做了第三个项目。他又做了一个眼镜，可以直接用人的手，实现了最自然的人机交互。因此，薛来拿到了2011年ISEF计算机科学的学科最佳和欧盟青年科学家奖。
在他的获奖感言里，特意感谢了他的科学老师Glen Walenda，为他提供了实验室。薛来获奖，Glen Walenda非常高兴。但是他说，自己并没能帮助他。“薛来晚上继续留在实验室里 。因为他总在麦当劳里带一份汉堡、鸡翅，贿赂学校保安，和我并没关系。”
薛来从一个上课睡觉的顽童，变成了连续拿下三届ISEF大奖的天才。表面看，完全是“天赋”所至。三个项目，Glen都没给他任何指导，学校里的其他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但实际上，老师和学校，又对他有全方位的影响。薛来
2009年、2010年、2011年，当时为成都国际学校学生的薛来，连续三年参加了Intel ISEF大赛，连续三次获奖，包括计算机项目一等奖。团队不仅获得3000美元的奖励，薛来还获得了一个最独特的荣誉―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薛来虽然托福考了117分，当年中国大陆的最高分，还获得凤凰卫视主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发的奖项，但这个耀眼的天才，高中毕业后并没能进入高校就读，而是选择与林晨阳、李贤基一起创业，目前三人所研制的“三维体感传感器”即将上市。
一个中学老师，一所中学，甚至一个中学教育体系，应该如何把极具天赋的中学生培养成科学家?这在中国教育体系下，从未被当成一个问题。但在美国，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就被提出来。
几十年来，美国培养了大批像薛来一样的天才。他们个性鲜明，有着极强的创造力。他们又绝非仅凭天赋，横空出世。美国在六十多年里，花了上百亿美金，经历了数轮教育改革，才为他们创造出了成长空间。薛来所在的成都国际学校，采用的教学模式完全是美式教育。薛来更像是美国六十年的教育改革，在成都开出的一朵奇葩。
直到现在，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观点─中国中学的科学教育基础坚实，学的知识更系统、更深入。美式教育是一种启蒙式教育，什么都学一点，但又都不深入。实际上，1950年之前，美国的中学科学教育和中国目前的教育并没有区别，目标有两个――让学生理解基本法则和基本原理，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检验一些事实。在1950之后，美国中学的科技教育，和中国有了天壤之别。
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上天，轰动了美国，强烈的危机感弥漫着整个美国。随后，美国开始第一轮教育改革─课程改革，课程的设置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在课程中反映科学知识的新发展、体现科学的内在逻辑，课程编辑遵循学科的知识结构，强调对知识的探究。美国为这场改革，投入了15亿美元。
现在美国中学、和国际学校的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就是那时起逐步设立的。所谓AP课程，实际就是大学先修课程。中学设置这些课程，其核心理念在于“公民在教育上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天才儿童也应该享有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教育”。这些课程，让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很早就发现自己兴趣所在，也不至于在重复背诵、记忆上浪费年华。
那轮改革，最初的结果出人意料，美国中学生的成绩普遍下滑。但是，这种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1960-1975年间，美国以生物学为代表的科学教育进入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美国人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还要拥有大量具有高科学文化水平、高科学素养的人。于是，又开始了一轮教育改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每个孩子都是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