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中心也变了─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非常强调学生主动学习和动手实践。学生要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方案、获取证据，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并使用多种不同方式对所获结论进行检验，把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分享。这种教学方式的核心在于─传递科学精神和科学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薛来的老师Glen ，年轻时在美国加州读完大学。九十年代末期，美国开始大规模重新培训中学教师。Glen 在那一轮培训中，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六个步骤，之后，又在课堂上把它传递给了学生，其中，也包括薛来。 香港宋庆龄研究院院长姜冬梅，也是ISEF的评委。她发现，在ISEF的项目展示中，“美国学生都能把项目按照科学的六个步骤方式，清晰地呈现在展板上。中国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不要说中学生，甚至很多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完成这种训练。”
没人会想到，几十年前的美国的教育改革，会惠及远在中国成都的薛来。成都国际学校也开设了很多的AP课程。
很多学生为了保证GPA领先，选学AP课程会非常慎重。但薛来却近乎疯狂地选课，曾经一学期就选了5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他在高中就都学了，通过这种途径，他迅速拓展了知识面。
薛来在做多点触摸屏时，曾经遇到一个麻烦。手指是动的，屏幕上采集的数据，就会上下起伏波动。“看到满屏的坐标，到处乱跳，心里就一阵阵发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种卡尔曼滤波，可以把信号的杂音给滤掉。第二年，他上统计学课，老师讲到了卡尔曼滤波。
这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很多知识，就是一个工具。在用这个工具时，得先知道这个‘知识工具’存在。”这对于他解决问题，会非常有用。他后来大量选课，就是想储备这种工具。即使选课太多，影响GPA，也在所不惜。
在学习过程中，薛来从不会刻意记忆、背诵。但他练就了一种技能─一旦他需要，能快速地学习任何知识。“有针对性地学习，而不是系统地每个方面都学。这其实是一个技能。从做第一个项目，我就开始积攒这个技能。”
这种能力，因为google的出现，又被进一步放大了。“远古时期，人都要打猎，猎人如何追踪猎物是最重要的一项技能。现代社会，人在谷歌上检索信息，众多的信息中追踪到自己需要的那些。谷歌用得好的人，在远古时期一定会是个部族首领。我想，我应该是某个猎人部落的酋长。”薛来说。
最近十年，ISEF上出现大量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做出让科学家们都感到震惊的研究。Google的出现，极大地简化了知识获取的途径。对于一个聪明的孩子，学校课程的宽泛，和Google的强大的追踪能力，是最高效的结合。一旦对某个问题发生兴趣，就可以跳跃式前进。
这些天才，在解决问题时，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们非常灵活、从不墨守陈规，习惯于自己设计方法，而不是跟着教科书亦步亦趋。
实际上，不同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人，思维方式也会不一样。一种人在重复的记忆、背诵、验证已有知识，仿佛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另外一种人，只把已有的知识看成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们一直都很清楚，人和世界都是未知的，太多的问题等待去探寻。
领导其他程序员一起工作，薛来才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除了一两个工程师，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多数人都非常平庸。怎么去跟那些按照教科书写程序的程序员沟通─这让薛来非常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