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少女哪吒》，这个项目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在朋友们“小范围众筹”的帮助下完成，李霄峰才把被撕碎的自己拼接起来，就像他电影中“哪吒”的隐喻。他开玩笑地说出一个也许不是玩笑的真相，“大家扔钱进来的时候估计都捂着眼。”
朋友们说他近几年变化很大，待人接物周到许多，能在35岁时拍出第一部电影，多少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尽管他在家的时候仍然习惯拉上窗帘，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仍然让电影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有一个文艺爱好，写诗、画画、弹琴、唱戏、读三毛……他敝帚自珍，又渴望分享，“都是宝贝啊！”
“说实话，已经算顺风顺水了，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面对自己。”在这个急剧压缩的时空中，他认为自己“没有跨越什么东西”。除了老妈还是时不时念叨，李霄峰，你能不能回比利时把你的文凭拿回来？
宝城
《贾斯汀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这是李霄峰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讲的是他某一年去参加柏林电影节，计划结束之后回比利时一趟，临走那天下午，他还在酒店里晃悠，所有人都讶异地问他，你怎么还没走？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而他自己呢，意外地从酒店前台得到一份礼物，对方留下的是他的房间号，写着要送给MrLee（李先生），名字却是Justin（贾斯汀）。李霄峰稀里糊涂地收下了那份礼物，到底也没弄清楚贾斯汀是不是自己。
这个故事很像《少女哪吒》表现出来的气质，介于真实和梦之间。电影在安徽芜湖县取景，这里有通商口岸时期留下的洋建筑，也有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老专家楼，还有一间老船厂，马上就要拆迁——和许多中国城市的走向一样——改建成万达广场。但李霄峰想要一个没有明确地域或时间的场所，在小说里，那里叫“宝城”。他把一栋楼重新改造，刷上过分鲜艳的颜色，让它彻底独立。
这种距离感也是一个看着第六代电影长大的导演，和第六代电影的分别。“我不要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也不要一个虚假的电影。我希望电影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它跟现实只有有限的交集。”
电影里，看起来更叛逆、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一路升学，进入大城市生活，而成绩、家境更好的那个女孩，上了卫校，最后不知所踪。李霄峰没有解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好像也解释不清。每个人都是一个谜，而解谜是困难的，不论是通过一篇报道，还是一部电影。在导演自己身上，也同样有两条或者多条线索交错在一起。以前，他总和身为共产党员的父母辩论，坚持认为人生而自由，现在他读马克思，认同自由有其限度。他说，“你要知道，我们从1949年以来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你不能走出去以后，就说这跟我没关系。”他开始欣赏他过去所反对的观点，成为过去没想过要成为的人。小说里的女孩在作文里写，“我深深地热爱我的家乡，我希望跟它永不分离”，他读到这个恐怕已经过时的句子，竟哭个不停。
绿妖说，电影拍出来不像是出自一位男性导演之手。李霄峰也纳闷，电影里的男孩为什么总是一副羞涩、内向的样子，和他的自我认知很不同，他认为自己还是善于交流的，在有些时候，往往还很主动。在一部短片的拍摄现场，我又再次见到他，他没有因为我们相识不久而显得客套，也没有因为我采访过他而分外热情。认识他更久的虞晓毅说得对，“现在年纪大了，很少会把羞涩的一面表现出来，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遮掩。”
摄影棚是一座黑黢黢的老厂房，摄影机、监视器、轨道、摇臂、电线、椅子都是黑色，演员穿着黑色的衣服在黑色的布景前面跳舞。他在采访中提到过一位比他年轻一辈的电影人，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一直跟他学拍电影，现在是这部短片的执行导演。那个女孩先是在网上看过李霄峰的小说，找他要来版权后，把其中一篇改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而且是用胶片拍摄，这让李霄峰羡慕不已。“这是这个时代才会有的事儿。你要搁过去，在老的电影制片厂里，导演带徒弟，摄影师带徒弟，可能要熬个十年八年才能出来。”呼呼的冷风灌进这个造梦的场所，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只有两架冒着火的风扇鼓鼓地吹，这里也像一座“宝城”。“我们这个时代，说实话，拔苗助长。有很多根本没有成熟的东西，或者没有品质的东西，迅速地被奉为神明。”李霄峰说，这时代当中，也包括他自己。
年轻的执行导演继续在舞台上摆弄，摄影机的运动和演员的手好像总是配合不到位，李霄峰站在监视器前，离得很远，看样子想说几句，迈出脚步准备向前。他好像还没有习惯滥用导演的权力，或者他还在适应。他以前写过，未能兑现的才华未必是件可悲的事情，但现在他不想再失去电影，“没电影拍我也能好好活，但是……挺没劲的，活在电影里真的比活在外面的世界幸福多了。”面对台上的忙乱，他最终没有做出反应。“再来一条啊，”执行导演高喊一声。“好吧，再来一条，”李霄峰附和了一句，声音很轻，没用对讲机，也没人传话，仿佛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