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这个说法其实和把我的“客观”误认为是“乐观”是一样的道理，在我的分析中，我既重视逻辑的自洽，也重视逻辑推论和客观事实一致的外洽，但是，其他学者只重视逻辑的自洽，而不关心逻辑和客观事实的一致，两相比较，就凸显为我重视经验，而其他学者重视逻辑推演。
其实，从《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我的每本著作每篇论文都是有严谨的、一以贯之的逻辑的，否则我也不可能是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严谨的大学出版社发表论著数量数一数二的中国经济学家。同时，我的这些论著的各种推论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能做到这点，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现象的总结，而不是照搬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以西方主流的理想模式的理论来看，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是错的，但是，如果真的是错误的，为何中国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存在于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不仅也存在于采取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是正确的政策的国家，而且，这些问题他们还更严重？从我的理论体系来看，中国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就像前面分析的通货膨胀的治理是在从一个充满着内生的扭曲环境下，有利于维持稳定和提高效率的政策，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是正确的、最优的选择，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正确的政策也必须随着条件的改变不断地与时俱进地完善。
P：更重经验和你在政府机构中能够参与决策讨论的经历有关系吗？
L：能够参加决策部门的讨论对我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和面临的现实限制条件帮助很大。1987年我初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第一年我只是听，很少发言。在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时之选的精英，有老一辈的革命家也有同辈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外国的学历，但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把握非常到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增加了对国情的了解。这些知识对我后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很有帮助。
P：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L：我1987年回国时，就在北大兼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但是，独木不成林，到了1992年易纲、海闻、维迎也学成了，有共同的愿望回到国内来工作，北大也欢迎，于是到了北大设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相信发挥个人的比较优势，做学者我个人内心的满足和对社会的贡献都会更大些。
谈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
说“NO”容易，说“YES”不容易
P：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路径影响改革，比如参与顶层设计，或给大众做启蒙。你认为自己更适合、侧重哪一种？
L：都重要、都应该做。在参与政策讨论时不能脱离实际，在做大众启蒙时也不应该脱离实际，否则形成了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思潮对社会的危害也会很大。晚清一本著名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句名言，“天下事坏于奸臣贼人手里十之二三，坏于不明事理者手里十之七八”。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过去三百多年来的世界发展史时也发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的变革都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的关系，但他发现大部分的社会思潮事后证明是错误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观点可能会形成社会思潮，如果是正确的会推动社会进步，如果是错误的会造成社会的倒退，因此，不能不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P：据媒体报道，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找你谈了40分钟关于智库建设。你担任过朱镕基、温家宝两届政府总理的幕后智囊团成员，你如何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他的国家使命？
L：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于他的研究和对问题的分析不为过去和现成的理论、政策所束缚，必须自己根据对当前问题、现象的本质和原因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知识分子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是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自然希望他的观点能为世人所接受，包括政府决策者。这在中国历来是如此，孔子不仅教育子弟三千，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望其道能行于世。其实，在外国也是这样，亚里士多德既是一代宗师，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P：你之前提到审时度势进行体制改革，是执政党去做这件事情？
L：对。知识分子除非自己参政，进入政府部门从政，否则，只能作为智库，提供分析和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P：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怎么用他的专业知识帮助执政党审时度势？
L：那就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地去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形成问题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做会产生什么效果，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如果不做，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副作用，这些都要分析清楚，提供给执政的决策者作为参考。
P：比如说你在参加高层会议时，会相对比较注意说话的方式或者说话的艺术吗？
L：参加高层会议最好的讲话方式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高层会议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是什么多数情况下政府高层部门是掌握的，讨论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只要把目标、限制条件、有利因素、可能的选择，各项选择的利弊分析清楚，高层决策者总是欢迎的。若有重要的问题高层没有注意到，给予提醒，高层也是欢迎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发言哪有多少讲话的艺术呢。
P：有人认为你的观点总是和政府一致。
L：我的许多观点和建议确实和政府的政策一致，但是，我的观点和政策建议都是在政府形成政策之前，甚至早5年、10年就提出来的，而不是在政府提出政策后为其辩护的。我研究的涉及面很广，但内部的逻辑都是一以贯之的，我不曾提出任何观点和建议去讨好任何人，也不曾有任何观点和建议和我国自己的理论体系相矛盾。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的成因和改进办法，政府也是实事求是地想解决问题，觉得我的建议说到点子有建设性，自然容易接受。
P：你怎么看以你为代表的学者和“市场派”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发挥的具体作用？
L：任何学者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瞎子摸象，谁也不能断言他所摸到的就是全象，只有在相互理性的争论、辩驳中才能逐渐把真象摸全，才能帮助社会的各种决策者，包括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减少错误的决策，增加正确决策的概率。
这篇访谈以网络上对我的评价开始，我想也以网络上对我的一个评价来结束访谈。在一篇名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中开始时提到，“林毅夫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结尾则说，“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跟盲人摸象的道理一样，只有大家一起拼图才能还原真相。林毅夫和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最大的分歧在于他遵从于前人的研究逻辑，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遵从前人的观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反思的假想基础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如何过渡，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和参照系;所以，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是没有答案的，这也是为什么90%的中国经济学家就会说‘NO’，也只能说‘NO’，最终只会说‘NO’，并且以‘NO’标榜独立的原因所在。说‘NO’容易，说‘YES’不容易。”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现象和问题，只要自己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我们就有机会不仅能够对学术的发展做出原创的贡献，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我期盼中国经济学界有更多人往这方面努力，我相信到头来我不会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