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纪录片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当下中国的现实？
张献民：我们这个时代变化非常的剧烈，有一些事情是风暴中心正在发生的，有一些是媒体不能够关注到的，或者说即使关注到，真实度和深度也不够。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某种媒体的缺位，它可以涉足到媒体不太容易谈的社会问题当中。而这些问题特别需要得到关注。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张献民：比如去年年底推出的周浩的《棉花》，展现的是棉花的一整条生产线，从种植、工厂生产到形成贸易，从农民、工厂主、贸易员到外商，既有关整个产业链条，也有关这些人的生存状态;还有王利波的《三峡啊》，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调查结构。还有个片子，纪录了大学男生宿舍原汁原味的生活。有人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没必要拍下来，但事实上，记录下来，是有价值的。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看待纪录片的这种社会性、话题性？
张献民：比如反映煤矿工人的作品。客观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纪录片把矿工日常艰苦的生活表现出来，我们这个社会对那些人现状的了解要弱很多。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认知。
但如果媒体性功能过大的话，就会陷入到某种题材决定论。所以我觉得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它的影响，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过分政策化的关注，限制了纪录片某种程度的传播。
拍纪录片不为风光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张献民：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了新纪录片运动，那一时期拍片恪守的原则是尽量客观，认为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应保持冷静的距离。2000年前后，开始更加注重自我的影像呈现。最近几年主要的变化是传播渠道变窄了。号称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很多片子拍了好几年，花去的时间和精力无法用金钱衡量，它们的传播面理应更广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拍摄难度很大，作品又很难和观众见面，纪录片工作者似乎面临不小的困境？
张献民：有一次一家媒体来采访我，稿子拟的标题是“什么才能够拯救中国独立电影”。我感觉有点不愉快，因为它给读者的印象是，独立电影存在于一种非常悲催的危难当中。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等待任何人来拯救。
独立电影人、纪录片工作者，大部分都是草根人士，拍的也是草根的事情，但很多年轻人心甘情愿地为这些影像激动、付出，他想做电影不是为了风光，他就是为了做一个能够自由表达的、很牛的人。做电影就一定要做风光的电影，做电商就一定要做马云，这是不对的。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渠道，这不就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