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宴。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