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成名，文艺女青年、天才、学术女、中国年龄最小的期刊副主编……这些都是外界强行披在蒋方舟身上的条条披肩，与她的内心并不搭调。这个女子，倘若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最贴切的，应该是清醒的诚实吧。
【保持清醒的成长，脱离轨道的勇气】
在清华大学，蒋方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变成了一枚学术炮弹。她几乎每天遭遇的情形都是这样的：每每要小组展示成果，需要找一个发言人时，小组成员总是第一个想到她，展示之前，不忘叮嘱：“待会儿发言的时候，你需要继续说你擅长的那一套很吓人的词，把老师和观众都忽悠倒就可以了。”听到这话，她有微微的心酸，觉得自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沉甸甸的大杀伤力武器，被发射出去，俯冲进人群引起一阵晕头转向和不明就里。最好笑的是，每次课或者讲座结束，总有一个和她一样装了一大堆名词和长句却没机会倾倒的学术达人找她“交流”。这种交流经常是双方把一盆盆名人名言和巨大词汇往对方身上砸去，就像打雪仗一样。
有法律系的同学抱着讨教的心态来求助蒋方舟。蒋方舟告诉了他秘籍：读书，在每个以“主义”结尾的词上重重地画上圈，看到长长的外国人名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只要是复杂的数学模型就赶紧抄在本子上;每每学会一堆新的术语名词，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去炫耀;课堂或讲座一宣布提问时间，就以将要把自己发射出去的姿势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分钟，然后酣畅得意地问：“请问您怎么看？”这番速成果然很管用。当看到对方某次成为学术的中心论者时，蒋方舟却冷汗直冒——“这种高级形容词砖砌起我微薄的优越感，不让人看出我一无所长;佶屈聱牙的长句严密地保护我，不让人看出我的自我思考能力已经悄悄萎缩;一连串的作古哲学家掩护我，不让人看出我只是一颗装满词汇的炮弹。”
于是，她决心改变。还是一次课堂讨论，坐在蒋方舟对面的人又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其抛射艰深语言，她没有愤而反击，平静宣布：“请说人话。”这时，她只听到自己扑哧一声，轻盈地跳下高速运转的学术流水线。
保持清醒的成长，就必须有脱离这个轨道的勇气。即使轨道之外，并不许诺成功。陆续地，蒋方舟接触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有的高中时就放弃了名校，去读企图建造乌托邦的南方科技大学;有的大学生，刷海报，拉选票，参选人大代表;有的毕业了，也放弃名校、外企的职位，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够改造社会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这是她的心得——如果一千个人中，有一百个人，有自己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内心世界;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有离开这个跑道、忠于内心的勇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的社会，也许就会大不一样吧。
【残酷的诚实，令人产生生理抵触】
蒋方舟写的有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在那则轰动世界的新闻里最好的一篇。读之，有着为其捏一把汗的凛冽。“作家有权利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每当重读这段文字，还是忍不住再计算一下蒋方舟的出生年份。生于1989年，大家更愿意把她说得再小一些，冠之以90后。可是，每当读及这段文字，就会质疑她的年纪。是的，她的确是个天才，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诚实得几近残酷的天才。
在她的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对于父亲、母亲、祖父母的情感描述得过于粗暴、灰暗和不留情面，以致很多读者出离愤怒，甚至有生理上的抵触。
对于这种反应，蒋方舟是得意的。她说面对白纸，她无法回避，也拒绝美化童年。她深知哪怕再熟悉的旁人，也只不过让你失望愤怒，而家人、爹妈，畏惧、沟通之困难，有时是真的可以让你绝望得心里落了一层又一层灰，说不出来的苦涩。而她，只不过把这种苦涩原汁原味地端了出来。这种残酷的描写不是她不爱父母，只是用文字这个特长贡献了个人的经历。其实，亲情里所有的和解与温情脉脉都来得相当缓慢，而且经常是以死亡为临界点的。这也是她坐在电影院里看《归来》时，怎么也无法按照张艺谋埋下的泪点，有节奏地落泪的原因。倒是当她在书中写道：“父亲有一天来到北京，忽然，觉得这位笼罩在我童年的庞然大物在首都显得小了，弱了……”这样的念头，才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的真念头，才是亲情无须矫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