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埃里温
我对亚美尼亚的兴趣产生自一张照片：从高处向南俯览整个首都埃里温，一座雪山漂浮在半空，冷不丁地出现在遥远的大街尽头，填满斯大林式街区之间的空隙。它矗立在人世间平凡的景观之中，令人不由自主地生出热切的神圣感。《圣经·创世记》这样说：“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在埃里温大街尽头的那座雪山正是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自称是诺亚的后代，上古大洪水后幸存的唯一子民。301年，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放大观察的视野，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将如何卷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过去的2000年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古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蒙古、奥斯曼、沙俄皆以亚美尼亚为战场。自公元1世纪至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几乎没有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过。
今天亚美尼亚人口300多万，98%为亚美尼亚族，是个相当纯粹的民族国家。共和国的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的两倍，几乎是孤岛般的存在。从北京到埃里温，或乘飞机中转莫斯科，或借道伊朗、格鲁吉亚。1990年，苏联濒临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接在战火中展开了独立进程，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的归属权大打出手。亚美尼亚与阿接壤的整个东部国境线一直处于封闭之中。而在西面，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争议悬而未决。土亚边境自纳卡之战后也全面关闭。亚美尼亚陆上只有北面格鲁吉亚、南面伊朗两个极为狭窄的出口。
我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坐火车到埃里温。两个国家的不同氛围给了我强烈的冲击：格鲁吉亚似乎打定了主意，甩开步子向未来而去了。在那儿，人们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格鲁吉亚如何做欧洲的门户。从历史和地理来看，亚美尼亚似乎更有资格抢这顶帽子。但人们不谈这些。“亚美尼亚人是诺亚的后代，也就是说，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才是文明的原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攀附其他文明？”艺术家麦克托里奇·托诺扬对我说。他16岁参加纳卡战争，在4年里“见识了战争所有可怕的死亡和废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自己也受了伤”。他话锋一转：“格鲁吉亚人喜欢热闹，他们更快乐，更有野心。我们为什么不？亚美尼亚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快乐的事呢？从现实情况来看，要说亚美尼亚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努力在大国之中保持平衡，这是亚美尼亚的生存之道。”
在亚美尼亚各地，到处可以看到蓝色、黄色的明线管道沿着村落的围墙延伸，那是从格鲁吉亚借道而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在塞凡湖边上，我远远眺望了俄军军事基地。亚美尼亚人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但我们的边境防卫基本依靠俄罗斯。”在亚阿边境的乡村，村民叶赛扬一家向我展示了大女儿的结婚照：帅气的新郎是一位美国和平队的援亚志愿者。上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是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排第三位的国家，被称作“高加索的以色列”。在埃里温，唯一的清真寺是伊朗捐资维护的产物，里面陈列着德黑兰的手工艺品。
但这种“平衡”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多年来，托诺扬受邀到世界各地做展览和演说，令他尴尬的是：“总是如此，人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亚美尼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的默默无闻并非因为它无甚骄傲的资本。7世纪，亚美尼亚科学家希拉加西就说世界是圆形的，并非由三头象扛着。他甚至提出，当世界的一半是白天的时候，另一半是黑夜；月亮发光是来自太阳的反射；银河是一群星球的集合。这些观念比伽利略早了800年。20世纪初，奥地利艺术历史学者史卓戈斯基（Strzgowski）探访10世纪旧都阿尼的废墟。他大为吃惊，认为自己站在西方建筑进化史的伟大联结点上，“只有建造希腊圣索菲亚神殿和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的天才，才能真正了解亚美尼亚人先驱的重要”。在威尼斯，亚美尼亚人安东·苏利安以建造船只闻名。16世纪末，欧洲基督教联军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在决一胜负的勒班陀海战中，苏利安设计的三帆独木舟是欧洲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熟悉苏联历史的中国人会知晓两个人物：曾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会面、在苏联政界最高层雄踞各种要职达55年之久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的弟弟阿尔乔姆·米高扬则是米格系列战斗机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