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3世纪，即东汉末年，粟特人就以商队的形式在长安、洛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往返。由于沿途处处充满手段残酷的强盗和更严酷的自然环境，需要强大的团队力量才能冲破重关，商队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还配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每个商队都绝对服从首领的调配，这个在粟特文原语中被称为“萨保”的人，其首领地位是由他的财力、智力、经验和在应对重重磨难中建立起来的威信奠定的。当粟特商队沿着河西走廊缓缓走进长安或洛阳，他们也就走到了东向移动的终点。无论是北朝还是隋、唐，长于控制户籍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为这群西方来客设好了管制的牢笼。他们把萨保纳入了天朝严密的官僚体制中，作为一个官职授予商队领袖，并设立萨保府，从行政和宗教事务两方面来管理胡商。
从北魏开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阳设京师萨保，在各地设州一级萨保。到北周，中央还设置了检校萨保府的官员——虞弘，以加强对这些胡人聚落的监督和控制。唐朝政府的手段更进一步，他们已不满足实际上的监控，还开始为“胡”易“名”。所有正式州县的胡人聚落被改为乡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被设为崇化乡安乐里。一个化字，充分体现了中原政府的民族融合意图。而在故国横遭摧折之痛的粟特商人，也渴望一个强大、稳固的政权提供给他们长期居住处。粟特人，还有途中被他们吸收的吐火罗人、西域人、突厥人，在丝绸之路的起点扎下根来，从行商变为坐商，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受中原文化以及通婚的影响，他们的子孙不再必然走上经商之路，有的从军，有的入仕。在从军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当推安禄山。商业民族骨血里的狡猾、游离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令他在受尽恩宠后选择了反戈一击。继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两人联手将盛唐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战乱结束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仇视胡人的风潮。善于在各种险恶环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急忙忙改变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胡人特征，有的则溜到归降的安史旧部所在的河北三镇，在那里继续谋求发展。晚唐时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崛起的新势力，加入北方沙陀部。混迹于沙陀部的粟特人中，到五代时出了一个比安禄山还要臭名昭著的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的惨痛代价，联合出兵灭掉了后唐。这是粟特人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辉煌”。五代之后，这个早已失去了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经过几百年的不断移动后，逐渐消解于汉文明之中。不过他们的血统散而未尽，在汉民族中曲折流传。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
最早的丝路香料控制者
粟特商队在东行途中，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萨保”的首肯后，便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建立商贸据点，然后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或部落。另一部分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遇到新的据点，便再次分离。不断的分离并没有弱化粟特商队，反而使他们变得强大起来：一是在行进途中，粟特商队会吸纳其他的中亚民族，如吐火罗人、突厥人、西域人，以至于抵达长安时，他们的商队成员面貌各异，有大海一样湛蓝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样碧绿的眼睛，所以被称为杂种胡；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能为商队输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三是这些成为贸易中转站的据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笼罩于长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