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所喜欢的诗人大都书写散文，他评论过的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蒙塔莱、奥登等等，大部分散文写得都非常好。他也曾表示用英语写作散文首先是为了向奥登致敬。且不管怎样的创作原因或冲动，布罗茨基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散文集有两本，《小于一》（1986）和《论悲伤与理智》（1995）。
前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了《小于一》的中文全译本。在此前的中文读本中，我们始终只能窥其一角。1990年漓江出版社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以及199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文明的孩子》。这两本国内出版的布罗茨基作品集在发行之初，尤其是在诗圈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对于其散文集《小于一》中文章的译介都仅局限于相同的5篇。
因此，此次《小于一》以整本书的面貌发行时，出版方特别强调了“全译本”：书中的18篇文章全部保留，在内容上也没有作任何删减。用译者黄灿然的话说，全译本的意义就像是欣赏一幅画作时，原来我们只是窥见了一个局部，现在则是从摆在眼前的整幅画中欣赏细部。
“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布罗茨基所说的散文所受的裨益恰巧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其两本散文集都是非常出色且重要的作品，而《小于一》就更受推崇，作家J.M.库切在比较这两部作品时的评价是：“作为整体，《论悲伤与理智》没有《小于一》那么强有力。”
“随笔集《论悲伤与理智》尽管绝对是一流的，也是任何布罗茨基读者不能错过的，但其‘书体’不像《小于一》这样多元化和综合化，而更像一本标准的诗人批评家随笔集。”作为《小于一》的译者，黄灿然这样评价，“它不是一部纯粹的批评著作，也即不是纯粹的批评文章结集或专著，而是结合了自传成分，而由于布罗茨基的经历极具传奇性，因此这自传成分不仅包含了对诗歌的评论，还有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对集权制度的评论。”
构成《小于一》的18篇文章，以长篇幅为主，偶有短篇，拥有自传成分的文章有讲述自己成长的《小于一》、关于父母的《一个半房间》和回忆城市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等等。此外还包括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以及奥登等人的评论文章，其中，对于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以及茨维塔耶娃《新年贺信》两首诗的细读分别占有几十页的篇幅。
“即使我这样的布罗茨基迷，在初读《论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首诗的脚注》和《逃离拜占庭》时，还是会觉得冗长和烦琐。”黄灿然说，“很多朋友听到我这样讲，都说松了一口气。其实哪怕非常老练的读者都未见得能在三两个月间把这本书消化掉，两三个月读大部分文章，但好多东西需要回味三两年，这本书要不断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