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他所论述的语调、文体来自什么？是积累继承的文学传统或者是个人的修养？
黄灿然：他论述独裁时不是从政治评论家、社会学家或是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而是完全从诗人的角度进入，涉及很多的层面。这样的文体，我想跟他本身的人格力量有着很大的关联，或者说是天赋吧。他说话的语调非常能说服人，似乎不需要你去相信他，没有和你商量的余地，是一种很平静的权威，但这个权威又不是暴力，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可信性。
他在《毕业典礼致词》中所提到的“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完全出乎他人的意料，显示了他对别人的容忍。这种“过量”是一种人生经验，显示出他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把受伤害涉及更远的地方，你根本打不到他。因此，在后来说起自己坐牢时做的劳动，铲化肥、泥土，他都认为是非常好的经验。相反，很多经受政治苦难的人，回忆里往往全部是负面的东西，充满怨恨，恶言相对。布罗茨基的表述并不代表他不痛恨那个政权，而是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对于向他施加伤害的人，他反倒觉得他们可怜。在他这里，宽恕别人不是应该，而是起码的东西。
又比如谈论彼得堡时，尤其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他纯粹从一个本地人的角度感谢列宁，他认为彼得堡因为那场革命停顿，因此保留了很多该保留的东西，在否定一个政权时，他显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思维。就像我们看杜甫，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我们要去分析，就像是要去分析一个天才是怎样产生的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之间可以有所比较吗？
黄灿然：基本上诗和散文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写散文写得好的诗人有很多，但散文都是副产品，如果他的散文写得比他的诗好，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的诗歌批评家不是好诗人的。诗写得不怎样，但是诗论写得非常好，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就不写诗。这种情况也要发生在文学传统已经很丰富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和海伦·范德勒，谈诗都谈得很好，但是不写诗。相反，诗人如果写诗论，且写得非常好，那么他的诗也不会很差。我是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先例，就是诗写得不好，但是诗论写得非常好，能够有影响的。如果一个诗人诗写得不好，他的散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