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在这篇文章中自陈，他在50年代就到美国念书，恰在现代主义最后挣扎的时候。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在路易·康的带领和社会文化界的声援之下，已经完全成型，就等文丘里的最后一击。现代主义者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自我反省，并施出最后的一招，希望挽救其命运，那就是建筑的科学化与学术化。汉宝德读书的哈佛大学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他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甚至把这种信仰带到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可是回到台湾的几年间，因开办事务所与业主频繁接触，他开始感觉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因此他“做了建筑商业化过程的逃兵”。另一方面，他回来后先后办了两份杂志，一份是《建筑与计划》双月刊，是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立场的刊物，但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反而是后来以最简单的方式出版《境与象》双月刊，在内容上以感性取向，得到广泛的回响。“这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共识，达到沟通的目的，严格的理性和细密的推理，远不如动人的说辞与引人注意的形态更有实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拥抱社会大众呢？”
汉宝德在东海大学的那几年，夏铸九常去他家走动，特别是协助他编辑《建筑与计划》与《境与象》。夏铸九至今记得，因为办刊经费紧张，他向汉先生提议新出版的《境与象》版面变小，调整文图配比，甚至创下每期花费1万元台币的纪录，节省到只剩下排版印刷纸张费用，而刊物的影响还非常大。《境与象》除了介绍建筑新思想外，还正式推广古迹保存的观念。夏铸九说，东海大学建筑系在那几年成为古迹研究的尖兵，华昌琳与狄瑞德夫妇的《台湾传统建筑之勘查》是台湾第一本古建研究报告，而汉宝德主持的彰化孔庙修复计划，可以说是第一个实物保存个案，开启了台湾古迹保存的先河。当时正值全世界对现代主义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反思浪潮，古建保存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与都市运动的早期形式，在台湾确实带动了乡土建筑热潮与社会反思。
汉宝德曾说，古迹的研究与维护，因有测绘与修复的实务，故特别有助于对传统建筑的了解，尤其是中国建筑匠人表现的价值观与工作态度，反映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建筑实在是一个文化的缩影。这也促使了他建筑设计风格的转向，由现代主义的白色或是红砖的几何形体，到后来新的乡土建筑形式元素的引用，由理性的、抽象的、材质与结构本质表现，到浪漫的、质朴的、地方文化想象。特别是在溪头和垦丁的两个建筑群，其样式都不是他此前所喜欢的现代作品，与他在美国东岸所学也全不相干，但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经年不衰。奇怪的是，建筑界似乎有相反的看法，倒比较喜欢他不太受欢迎的作品。汉宝德感慨，这使他觉得在精神上与所属的专业越来越远了。“我丢弃了自己的假面具，与民众混在一起了。”
建筑观转型之时，汉宝德也正好有机会离开象牙塔，甚至离开建筑圈。1982年他调任中兴大学理学院院长之后，开始负责筹划自然科学馆，一干就是13年。此后又创立艺术学院，又是8年。汉宝德在数年后总结，他发现今天的博物馆在观念上是迪斯尼的引申。它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宝石盒子，而是以提供群众欢乐的方法来实施教育的机构，于是他加强了对建筑民众化的看法。他相信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不需要学院式教育即已存在的感应能力，而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寻求百看不厌的美感，同时提供民族感情的满足”。
汉宝德自认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文人，自从认识到建筑的精神价值是人文现象，就开始以文化、美育为主题在报纸开设专栏。20多年前，汉宝德用笔名“也行”在《联合报》副刊臧否政经大事；又用女儿的名字“可凡”为笔名，在《中华日报》副刊写文化评论。九歌出版社发行人蔡文甫是当时《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他透露，专栏字数是1000字，汉宝德习惯使用600字稿纸，他在第二张稿纸400字处画线为界后，便奋笔疾书，不到一小时便写好，“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也从来没有迟过。
夏铸九认为，汉宝德借由为老师贺陈词教授七十寿辰而写的《大乘的建筑观》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以半讽刺的方式，隐晦地暗示了学院派的执迷不悟。汉宝德也甚至想把早年的建筑教育革命推倒重来：“如果我再做一次，可能会从头反省，重新订定方向。我会把建筑定义为艺术，我会把课程之重心环绕着历史课建立起来，建筑的科学与设计的方法要退到第二线。我会更加以人为中心，要求年轻人去了解、体会真实的人生。我会把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民族在居住环境上的价值观当作研究的课题。我会要求年轻人在观察环境中一切现象的时候，不只注意那些一般人注意不到的抽象的意念，更要注意为大众所注目的形象，试图深度地体会其意义。”总之，“出世的建筑观要以入世的建筑观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