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开始写书的，是毕加索年轻时代的情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Fernande Olivier），除了玛丽娜外，还有玛雅之子奥利维尔（Olivier Widmaier Picasso）所写的《毕加索，亲密的肖像》（Picasso，Portrait Intime），以及上文提到过的吉洛在毕加索去世前几年出版的《巨匠与情人——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
另一个造成困扰的事实是，毕加索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对三个非婚生子女而言，无疑是另一场战争，彼时，法国刚刚通过非婚生子女继承法，一年后，他们的继承权才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认可。由于数量众多而且没有完整清单，执法机构花去将近4年时间去厘清现状。然而对毕加索的后代而言，这种现状恐怕很难有厘清的一天。
比如玛丽娜，即便是对其祖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恨”，却仍然有保护他的欲望。
1998年，克劳德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以 “毕加索艺术资产执行人”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事实上，他几乎将他的一生都用于维护毕加索作品的版权。而当他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签署同意书，将“毕加索”用于一款汽车时，许多相关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称他这样“背叛了伟大的艺术家”。玛丽娜就是那个将她叔叔告上法庭的人，她认为：“怎么能将毕加索的名字用于汽车这种平平无奇的商品。”
著有《马蒂斯与毕加索：画坛双擘的对抗与友谊》（Matisse and Picasso： The Story of Their Rivalry and Friendship）的美国学者杰克·弗莱姆（Jack Flam）在对比毕加索与马蒂斯这两位夙敌时，写道：“毕加索沉醉于自身的黑暗之中，为谜一般的深渊所着迷；马蒂斯尽管也饱受自身焦虑的煎熬，却极端恐惧深渊，视光明为黑暗的解毒剂。”两种工作方式，也在暗示二人不同的生活体验。
不同于他艺术创作上的死敌——同时又无法不相互欣赏——马蒂斯的绘画主题通常是平和的，并坚称“自己的作品与生活中的事件毫无关联”；而毕加索的作品，总是更直接地公开自己的生活隐私，这种明显的自传性质，也是若干学者所称的“双重态度”，他用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其他人公开他们的生活细节，是一种十分矛盾的行为。
似乎出于某种一脉相承式的美学道路，马蒂斯连在后代一事上也处理得十分简洁，画家年轻时生下的女儿玛格丽特，早在第二个儿子皮埃尔出生前就已过世，而这个独子之后又以某种单代相传的方式，将马蒂斯的名字传到了第四代——既没有遗产继承纷争，也没有肥皂剧般的纠葛。皮埃尔·马蒂斯（Pierre Matisse）是一个典型的二代，既不出格，也不出彩，上世纪30年代初到纽约时，只带去了“马蒂斯”这个吓人的姓，并以他父亲的画为基础，经营画廊近60余年。
人们深爱马蒂斯，却永远认为他逊毕加索一筹。后者的“毒药能力”和“冷暴力”，显然无法阻止人们对他的疯狂热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他的行为找寻合理借口，好比著名的《亚威农少女》中，“他试图驱逐深埋心中的恶魔，即那些女人和性爱给他带来的恐惧。他害怕为爱痴狂，对性病、性无能和死亡充满了焦虑”。无论如何，在毕加索令人惊叹的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画笔展现了他的私人关系和对周遭世界的不安，同时在暴力与温柔之间游走，好比他与以他为核心的世界的关系。这种游走也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后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