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书还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北京的情景：很冷的一个冬日，好朋友来火车站接他，见了面什么也没说，先掰开手里一个热腾腾的地瓜，递给他一半，初入陌生城市的迷茫和孤独一下子被驱散了。如今，在为他的地下室改造项目寻找方向时，他又一次联想到“地瓜”的象征意义：创造和分享。
异托邦
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某地下室。一进去，脚下就是一汪水。林木村开玩笑：“这儿能养金鱼了。”眼前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昏暗、幽深，四周分隔成迷宫般的格子间。这个地下室已经清空住户，留下斑驳的灰白墙面，纸糊的窗户，裸露的电线，凌乱的晾衣绳，还有空气里驱不散的潮湿阴凉。
林木村早已习惯地下室特有的氛围。自从两年前实习期间协助周子书做有关地下室的调研开始，这个戴着大大黑框眼镜的小姑娘就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北京望京大大小小的地下室。一开始特别忐忑，有的地下室走廊一眼望不到头，白天基本没人，偶尔对面来个人还是在逆光中看不清面孔，吓得她总是走一半就退回去了。再加上管理员的质疑、冷漠，一天下来一无所获，她忍不住在晚上回去的路上大哭。后来慢慢摸索出经验，比如如何快速发现地下室：第一，有显眼的绿色地下防空标志；第二，绿植上挂着衣服的，往往地下室就在附近，因为地下衣服干不了，必须要晾在外面，这也造成地下与地上居民的一个冲突点；第三，居民楼小商铺门口，往往也是地下室入口，因为地下室管理员一般晚上在下面看守，白天没什么人，他就在门口开个小商铺挣钱……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周子书他们发现，其实地上、地下年轻人的心态并无多大差别，而地下年轻人展现出来的活力和求知欲甚至比地上人群更好。比如他们在访谈中遇到一个汽车修理工，由于工作关系，他很想去学新能源和环保：“现在很多人非常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和女人。”另一个小伙子梦想成为一个平面设计师，在花了9100元培训费之后，他还是成不了设计师，因为那不只是学软件的问题，3个月后他又做回了锅炉工。“他们就是你身边的饭店服务员、超市收银员、足疗师、理发师，为什么一抛开这些具体的身份，说起地下室居民的时候，就会有歧视和隔阂呢？”周子书自问。
引发周子书关注地下室问题的也是一个身边的地下室居民。那是在他们工作室做饭的阿姨，偶尔聊起来，她说就住在附近的地下室，但基本与邻居们互不来往，“感觉陌生人都是骗子”。周子书想起当初在中央美院读书时，领导要他勾出一块“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牌，那时想的是怎么设计好看，但是，艺术怎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又是谁？并没有多想。毕业后他去了中国美术馆担任设计师，有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他：美术馆在2011年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他就看到一位大妈在对面隆福寺早市买完菜后，直接来到美术馆的厕所利用免费的自来水洗菜。他觉得，这是比艺术更重要的事。关注到做饭阿姨时，周子书正在攻读英国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有关“叙事性空间”的硕士学位，这个涉及北京1.7万个地下空间、100万居民的生存状况的问题顺理成章成为他的毕业设计题目——《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