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书的团队自称“地瓜”，这象征着一种创造和分享的理念。德勒兹的“块茎系统”理论也给了他启发：“在地下的块茎系统是彼此蔓延的，没有哪个地方是开始，也没有哪个地方是结束，每个地方都能成为一个加速度，引发相连的事物产生。也像地瓜一样，生根发芽，在地下蔓延。”
今年4月初开始，地瓜团队租下亚运村安慧里的一间地下室，陆续住进里面，开始模拟典型用户的体验。选择住在这里，也是为了方便随后对附近的安苑北里地下室的改造。去年底，看到周子书地下室项目的亚运村居委会人防办负责人主动对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能来这里实验，摸索出新的地下空间利用方案。居委会花了十几万元，把安苑北里两间地下室整体腾退出来，免费提供给周子书进行下一步试验。
刚刚从美国布朗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徐乙漾在几天后搬进来，开始了对周边社区居民的调研。第一个聊天对象是美甲店的服务员，边修甲边聊。当问到她是不是住在周边地下室时，徐乙漾明显感觉到对方的不舒服。她说5年前刚来北京是住地下室的，里面特别吵，因为旁边超市楼顶养鸽子。她强调说，现在她是“住楼上”的。徐乙漾觉得，地下室对这些打工者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似乎象征着社会阶层的划分。周子书也发现，住在地下室的人特别不愿意被贴上“地下室”标签，所以他不再强调地上或者地下，而是希望创造一个不同阶层的共享空间，让社区里的居民，无论地上地下，都愿意来这里。周子书测算，以他们目前改造的这间地下室为圆心，周围500米为半径，即步行10分钟范围内，覆盖着9幢居民楼，大约7000人。他将这种模式称之为“9+1”，即用一个地下室为周边9栋楼的地上和地下居民提供有吸引力的第三空间。
周子书说，之前在花家地的改造更多是空间上的，强调如何在视觉上让人转变对地下室的既有印象，那只是第一步。现在他更想解决的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地上地下之间的社会矛盾，而是要去面对更大范围的社区居民需求。所以他现在的方案设计会考虑三个前提：一个是规模化的问题，如何让更多人受益；第二是安全性，比如实行会员制，实名登记，这是构建社区里诚信关系的基础；第三是商业化，地下空间强调公益性，但公益并不等同于慈善，否则也无法持续和推广。
一个用低成本连接地上和地下的方法是创建一本杂志，这个想法也基于前期的社区调研。按照他们之前的核算，一个地下室改造成本要花七八十万元，摊到每个房间大约是2万元，这对于地下室居民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满足他们的居住提升需求，又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周子书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地下室居民都在窗边、门后、写字台周围，把旧杂志撕下来当壁纸去贴。还有人在屋里贴上日历、账本，或者励志的话，比如有个理发店实习生鼓励自己：“我的目标是洗300个头。”还有个餐厅服务员写道：“30岁前妈妈给了我一个家，30岁后我给妈妈一个家。”他们从100多个地下室里梳理出最常见的内容，测量了房间里常用位置的尺寸，重新设计了一系列装饰性的模板，然后按比例把这些模板拼合成杂志内页。杂志的另一面，是他们重新采访编辑的地下室居民故事，加上一些实用的招聘或优惠信息。他们设想，在社区内发起众筹，地上居民花30元就可以购买一本杂志，他们可以看看地下室居民的故事，也可以获取一些员工集体居住在该社区地下室的单位——比如超市、饭店、公交系统——提供的优惠。看完之后，再把杂志送给地下室居民，他们就可以把装饰面撕下来拼贴，用最简便的方式改变房间的视觉效果了。林木村告诉我，这个想法也受到地下室居民的欢迎。在附近一个地下室，他们遇到一个来自河北保定的小伙子赵晓和，听说壁纸杂志的事，给他们出主意：“你们要想地下室里没有什么。地下室没有光，如果能有一个窗子，模拟天光的亮度就好了。凌晨五六点钟是蒙蒙亮的，八九点是清晨的光，九十点钟就完全亮了。不然在地下室一天，浑浑噩噩地也分不清几点钟，头都晕了。”他还提到如果要画窗外的风景，可以找他家乡的照片来画。“有时候一觉起来，会迷茫自己在哪儿。看到家乡的画，可能还会有在家的幻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