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学者研究过韩国人这种“恨”的民族心理特征。这种“恨”，是一种“聚集在心头非常难以排解的感情”，是“彻底绝望之后产生的宿命感和悲哀”。很多民族都有“怨”的心理，唯独韩国人的心理是“恨”。“怨”和“恨”都产生复仇的行为，区别在于“恨”并不会因为复仇而被消解，原因是“恨”的复仇永远不会成功，或者说其实是明知复仇不会有结果却仍然去实施，因此“恨”注定要世代绵延，为了有效克服“恨”，唯一的办法是自虐式顺从，这甚至成为对“恨”的审美方式。李长声写道：“或许韩国人的确有一种悲剧情结、‘被害意识’非常强，总是要扮演‘悲剧的主人公’、‘历史的牺牲者’。”韩国最著名的民歌《阿里郎》就是“恨”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本是一首情歌，可是这首歌第一句歌词在韩语里的意思其实是：“你把我丢下独自离开，我咒你走不出十里路就脚生病疮。”
洪流妮在采访中惊讶地发现，韩国人并不把这种“恨”文化看作自己的缺点，相反，许多韩国人认为韩国的成功恰恰要归功于这种“恨”。她去询问《冬季恋歌》的编剧金恩熙，为何韩剧里总是有那么多苦情戏，对方的回答是：“嗯，你知道，韩国人有很多‘恨’。”当她向一个在韩国圈内顶尖的音乐制作人请教，为何老式韩语歌总是那么悲，回答仍旧是：“韩国人有很多‘恨’。”正是这种“恨”，支撑着韩国人可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一万小时定律”（在任何领域只要你的投入超过一万小时，就可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从无到有地创造了K-Pop，因为倘若做不到这种刻苦，“就算不上韩国人”。这种“恨”在韩国人与日本人的对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三星崛起之前，宣布自己的竞争对手是索尼，不是IBM，也不是微软或者苹果，而是日本人的索尼”。这个宣言是2001年做出的，仅仅一年之后，三星的市值就超过了索尼，到2005年，其市值已经是索尼的两倍。韩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李文元（Lee Moon-won）说：“韩流始于三星。”“这不是说三星直接参与了韩流，而是说三星率先向外界塑造了‘韩国’这个品牌的形象，并且在经济上也间接支持了韩国政府向韩流文化的大笔投资。”洪流妮说。
韩酷的未来
许多人得知“韩流”背后的操盘手其实是韩国政府时，都十分惊讶。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政府求助于专业的公关公司，用“品牌”的概念来改造整个国家，从而造就了“有史以来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浩大的一场国家形象包装运动”。一个西方记者对洪流妮不无抱怨地说：“当我读你的书时，看到连韩国料理的流行，都有政府的参与时，我真是太震惊了，真是没有想到……”他似乎感到自己被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理解：韩国政府何以能够如此“无孔不入”地扩张？而韩国普通公民对这种公权力进入私领域的行为却毫无异议地顺从？
韩国之外的人不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韩流”中最重要的一块，K-Pop。这种流行音乐完全建立在类似于机器流水线生产的基础之上，就连歌手的发掘、培养过程也不例外。韩国人信奉严格训练能够产生高水准的人才，并用某一种标准去衡量和打造明星。可是，真正的明星偏偏应该是“自然天成”的，或者说，带着那么一点任何训练都无法造就的“天赋”。然而，“韩国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不可能给音乐家留下那种空间和余地，让他们像披头士当年那样，只是坐在自己最爱的酒吧里搭讪、聊天、随意尝试，最后碰撞出某种火花。这种成功方式对韩国人来说太奢侈了。对韩国人来说，一点点时间都不能浪费，一点点小错误都不可以去犯，一旦偏轨，可能就将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