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布罗茨基对传记的态度也有所保留。他在给其好友、诗人库什涅尔的诗集所写的序言中调侃道：“跟其他诗人相比，这个诗人的一生几乎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一个诗人会有很多、很好的传记吗？据我看来，一个一生充满了起伏跌宕的重大事件的人，是不大可能写诗的。”他所指的拥有丰富传记的人多半是政客。他认为，人生的经历或者说人与人的传记之间并没有过多的差异：出生、上学、工作、结婚，乃至离婚……一个诗人能写出有关爱的一瞬与其拥有多少爱情经历并没有过多关联。因此，他的受难经历也并不是成就他诗歌的必要因素。
当然，他也并没有全然地回避将个人经历书写进作品之中，或者说也不可能将经历和作品完全割裂。收录在《小于一》中的《一个半房间》、《悲伤与理智》中的《战利品》和《一件收藏》等等，都是拥有传记色彩的回忆录。在其他非传记性质的文章中，同样可以见到其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他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描写列宁格勒，诸多生活中的元素被当作象征符号、隐喻用以传递着他对于过往的态度，正如刘文飞所说：“自传是他的材料，他将经历变成了审美对象。”
淡化自己的受难经历，也使布罗茨基可以尽量免于成为某一种政治声音的工具，比如“应邀”去抨击共产主义之类。在某种层面上这也表明了布罗茨基对待政治与诗歌关系的立场。他曾调侃说，无论在俄语还是英语中，政治和诗歌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是最前面两个字母所构成的第一音节，除此再无其他。他强调诗人要远离政治。但是，他的诗歌同时又是很意识形态化的，他会去解构专制、解构帝国的意识、解构人所受到的束缚。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散文中清楚地看到，《小于一》、《战利品》都充满着对苏联社会的调侃、影射和抗议。刘文飞解读说：“这种抗议不像是一般的前苏联政治流亡者，布罗茨基所针对的是对个性充分发展的束缚、对自由的阻碍，他同样认识到美国社会中存在阻碍，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同样，在他的《论独裁》中的立场，对于独裁、专制的反对也拥有普遍意义，而未必只针对某一个政府，他所反对的专制也包括金钱、趋同意识等造成的专制。布罗茨基想要通过创作和自己的生活姿态强调人的个性，他认为只有在诗歌中才能对生活中出现的同一反复做出某种抵抗。如果我们非要去强调布罗茨基在当下被阅读的意义，这或许就是重要的通路之一。
诗歌与散文、传统与先锋，有关诗人之于传记、政治的关系，以及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论证等等，种种悖论在布罗茨基的作品中显现出来。也许他在诺奖演说时所说的“我这一行当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具有成体系的思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才自认为有一个体系”，正是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刘文飞则认为：“一个生活在古典主义时代的天才也许可以很单一，但当代的天才一定是悖论的。他永远无法完全贯彻自己的人生哲学，因而处在矛盾之中，也只有这样他才深刻，才本真。一个人永远说一种话，可能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会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