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张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迁往西南。在昆明，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下属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一年后，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解散，她又去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负责整理礼乐，而这正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用几个月时间编选出24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又花了两年时间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乐章谱曲。在西南期间，张充和在书法、昆曲、诗词等方面的艺术造诣更深，书法大家沈尹默后来成为她的老师，而她当年在重庆粉墨登台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更是轰动大后方杏坛文苑，成为抗战年间的文化盛事。
离乡去国
1947年，张充和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仍旧借住在沈从文家里。当时她已经30多岁，虽然追求者众多，却未有属意。当年9月，经沈从文介绍，她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傅汉思精通英法德意文学，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国学习中文，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转年11月份，张充和与傅汉思成婚，并最终选择远渡重洋。
多年之后，张充和在耶鲁向作家苏炜详述了那段历史。“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8年12月17日，刚好是北大举办50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旗帜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代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李新乾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那确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上机场去了。”
但他们真正离开中国是在1949年1月份，在中国发生巨变的前夕，张充和与傅汉思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只有一方古砚、一盒500多年的古墨和几支她最喜欢的毛笔，其他的书籍、宣纸、明清卷轴都是后来才邮寄到美国，如此一别便是30年。至于离乡去国的初衷，张寰和的夫人周孝华坚定地告诉本刊：“充和一开始只是想到美国探望公婆，她是想要回来的，但是出去之后，两边便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开放以后，他们立即回到中国。”
在美国，两人的最初生活颇为困窘。傅汉思博士念的是罗曼语研究，回到美国之后，他不想再做罗曼语，想转去中文，但并不容易，从1949到1959年，整整10年间他一直都在伯克利大学做兼职，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中国历史，有时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张充和知道傅汉思卡在了中文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她在伯克利图书馆做了8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支持丈夫的学业。
那些年的艰辛，张充和对外基本没有提及，偶尔与家人通信，只言片语的描述也多是乐观积极的态度。多年来一直研究张家的学者王道告诉本刊：“那时候充和经常与弟弟通信，她的信就写在一些硬壳纸、包装纸的背面。他弟弟讲自己精神苦恼、生活苦恼；她就讲自己多么厉害，说在美国树枝要自己锯，还要自己除草，否则要罚款，美国的人工很贵，她就自己弄。美国的蔬菜也很贵，她告诉家人自己在小园子里种了很多菜，因为女儿感慨过：‘妈妈，什么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吃一颗生菜就好了。’为了维持生活，充和还把自己的一套石古墨卖给日本人，她那么爱惜笔墨的一个人，可想而知生活困窘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