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苏联的实力开始衰落，美国忙于越战，两国在全球事务中都处于收缩状态。一旦上方的压力减小，中东的潘多拉魔盒就打开了缝隙。
1971年11月，在英国撤军前夜，巴列维国王派兵占领了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他的野心及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引起阿拉伯国家的警觉和恐惧。沙特与伊朗在70年代以前就存在的隐形军备竞赛变成了公开行为。1971年，伊朗的军事开支不过18亿美元，而4年之后的1975年，已达97亿美元，几年间增长了约4.4倍。同时期，沙特增长了6.5倍，其他海湾国家增长了6.1倍。
核自然也是巴列维大国计划中的一部分。早在1960年，国王就曾提出，石油可以用来制造7万种商品，如果用核电代替石油发电，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伊朗的石油迟早有一天会用光，核能将是一种替代品。同一年，他在议会里说，伊朗不能再生活在“中世纪”，它必须实现现代化，以西方的“科学与理性”为模版。在当时的世界，核能就是区分现代与前现代的标志之一。
国王没有明确提出的是，在战后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核还意味着绝对权力。1968年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伊朗外交部长扎赫迪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几天前他接到巴列维的一个电话，后者吩咐他一定这么做。完成任务后，扎赫迪给国王去了电话。巴列维很高兴，他说这向西方显示，伊朗是个“可敬”的国家。但掌管伊朗原子能机构的阿克巴·埃特玛德深知，尽管如此，核武器是伊朗进行核研究终将无法回避的，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提出这个微妙的问题。
伊朗原子能机构建立后，巴列维总是想直接介入研究项目。但知识储备成了一个障碍。埃特玛德也意识到，他必须和国王之间形成共同语言，避免误解。国王同意让埃特玛德教授自己核物理。后来的半年里，在他堆满金笔的红木办公桌前，巴列维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到三小时。他从原子、分子这些基础知识开始学起，完成了一份大学核物理教学大纲。有的时候，埃特玛德和国王在王宫花园里散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作答。巴列维犯了不应当的错误，还会受到“老师”委婉的批评。每次结束课程，埃特玛德会留给国王一些资料，告诉他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而巴列维总是会完成这个作业。
1975年末的一个下午，在讨论完核裂变过程后，埃特玛德终于感到是时候坦率提出那个终极问题了。“让我们来谈一谈。”巴列维回答。在那场超过两个小时的谈话里，国王分析了伊朗在中东、印度洋的地位，这个国家的优势和缺陷，以及核武器与这一切的关系。
埃特玛德回忆，巴列维的思路围绕着两个要点。一是伊朗的常规武器实力。他告诉埃特玛德，军队是孔雀最漂亮的羽毛，伊朗的命运要求它必须维持一支与其国际和历史地位相称的军队，作为统治者，他决心做到这一点。巴列维明确说，伊朗并没有马上获得核武器的需要。现在的它足够强大，还能够保护自己的地区利益，得到邻居们的尊重。事实上，伊朗主宰着一个小小的单极世界。根据1976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在波斯湾海陆空全面称雄。
另一点，国王认为获得核武器对伊朗来说是不利的。埃特玛德留意到，国王在谈起美国时总是不大自在：他试图效仿美国人，尊重他们，但他并不喜欢他们。事实上，他害怕他们。他告诉埃特玛德，任何追求一枚核弹的行为都会破坏他精心建立的两国关系，并最终付出国内政治的代价。而且，针对苏联，美国提供了安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