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姑丈开始做生意的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经济渐渐发达起来，只有香港人消费得起的海鲜，渐渐也送到了深圳等内地城市，不过那时缅甸的海鲜还无法北上——运输条件不足，内陆的经济水平也消费不起。
阿文到仰光的第二天就开始想逃走了，从小在沿海城市长大，阿文从来没到过这么落后的地方：8年前的仰光常常停电，一天动辄就要停十几个小时，姑丈的场地里已经有了新鲜海水池，但是要靠自己发电才能保证池水循环；仰光很难找到氧气瓶，海鲜的死亡率依旧比国内高很多，好在泡沫箱的问题刚刚解决了——当地出现了第一家泡沫厂，因为原料从中国进口，每个箱子都要比国内贵近一倍。
在国内时，十几岁的阿文正是聊QQ聊得最疯狂的年纪，到了仰光，不要提互联网了，连手机都用不了。“我来时装一部固定电话要几万元人民币，光一张手机SIM卡（智能卡）就要1万块钱，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少年阿文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他不会缅甸语，在当地一个朋友都没有，每天只能在家、场房、餐馆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仰光已经是缅甸最繁华的城市，但在2007年，他眼前的一切都是落伍的：“8年前缅甸跟国内的差距，至少得有20年。”
罗繁是前中兴通讯的工程师，他比阿文早来仰光一年，回忆初抵仰光的2006年，倒是有一点异常令他怀念——10年前在这里做生意性价比太高了。
2006年，罗繁被公司外派到缅甸，满心顾虑的他背来了一兜子的风油精、萝卜干、方便面。结果一到仰光，他就直接被安顿到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当年这里的酒店便宜得很，每天房费只要15美元，常住的话一个月交450美元——吃饭有人包，洗衣服有人包，出门还有车，跟保姆似的全方位服务，实在太舒服了！”
中兴公司早在1999年就在缅甸设立了办事处，2006年，中兴与缅甸电信市场上唯一一家运营商——缅甸邮电公司（MPT）签署了一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罗繁就是过来为这个项目做支持。在那一年，整个缅甸的手机用户数连30万都不到，基站数量少得可怜。中兴因为进驻得早，在缅甸一家独大，享受着巨大的利润。“像我们建一个基站，按照系统容量折算出覆盖的用户数，在国内被中国移动招标，一个用户只能卖到10美元左右；在缅甸平均一个用户数就能卖到100多美元。同样的设备，收入整整差了10倍。”
曲折的历史
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补上一堂缅甸当代史，才能知道仰光这座城市真正曲折苦痛的发展节奏。
缅甸曾经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老华侨赵振恒回忆自己的儿时不无骄傲：“缅甸有最好的飞机场和最好的电影院，泰国人的背心都要到缅甸这里买。”大量的福建、广东、云南人来到缅甸讨生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赵家还会寄油、寄衣服接济国内的亲人。
但“二战”后，随着昂山将军被刺杀，缅甸的政治统治几经摇摆，最后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中。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文官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国有化，消灭市场，消灭私有经济，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分配资源。
经济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大量企业与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赵振恒还记得，很多过去由缅甸送到日本、德国培养的人才因此失业，他们跑到边境加入泰国的工厂，生产出三合板、锁、味精等生活必需品，再卖回缅甸。
1985年，新华社记者张云飞第一次派驻到缅甸时，中国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样是经济落后状态，一到仰光，张云飞反而觉得缅甸要比国内洋气些，这里的年轻人听VOA、BBC，还能接触到西方的电影、电视，要比中国青年更了解世界。
可是时间一长，开放与否的差别就越来越大，中国快速地把缅甸抛在了后面，仰光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自我封闭中，一系列富含个人意志的政策令人咋舌：奈温将军在1970年突然要求所有车辆必须靠右通行，从英国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左行习惯一夜之间扭转，至今留下来的痕迹就是满大街右舵的日本二手车别扭地靠右行驶；银行收归国有后，民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普遍把大额现金藏在家里保存；1987年，奈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突然宣布废除面值为100、75、25缅元的纸钞，破天荒地发行45缅元与90缅元的货币，他迷信地认为这两个数可以被自己的幸运数字9整除，又要求民众只能限量兑换小额零钞，许多中产阶级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