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既然叫《新闻的骚动》，作为题眼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生命承载着种种幽闭负担，比如与自我共处，比如不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潜力，比如费力地说服身边寥寥数人倾听我们的想法和需求。而新闻尽管多有负面，却恰能帮助我们摆脱上述负担，可能越是惨烈效果越好。阅读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虑。”
受众总是对的，不对的是新闻界。德波顿指出，公众对于硬新闻兴趣淡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公众特别肤浅或鄙俗，甚至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空洞乏味，而只是因为新闻呈现的方式不够引人入胜。自然，记者和编辑们又很容易陷于另一个极端——“记者和编辑都倾向于认为，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由其离奇性和反常性所决定的，这基本也就等同于其表现出来的可怕、血腥和残忍程度。”不不，新闻可以关注“反常”，却又不能只停驻于“反常”；新闻可以可怕、血腥和残忍，但同时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德波顿举例说，言及从“反常”取材，古希腊悲剧堪称重口味。比如女主为了惩罚出轨的老公杀了亲生孩子，比如男主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自我惩罚刺瞎双目，又比如丈夫祭献了女儿、妻子为报复而通奸并最终杀了丈夫和丈夫的新欢，剧目分别是《美狄亚》、《俄狄浦斯王》和《阿伽门农》，按照最后这部里女预言家卡珊德拉的话说：“血在滴答。”不过，当代的编辑记者与古希腊悲剧作家的差距在于文学技巧和道德情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只要有高超的剧本和艺术性的舞台呈现，只要作者心怀善意、触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即便这些故事情节残暴粗野，却具备重要的教化功能。德波顿觉得，当代的新闻记者都该向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大剧作家学习悲剧技巧，不是引导公众做简单判断、而是引入成熟明智的思考。
德波顿夫子自道说“撰写此书的工作带有乌托邦的性质”，而他最为干犯新闻界众怒的是，在书中的这里那里不断呼吁记者们向文学家学习：“如果新闻编辑室里坐着托尔斯泰、福楼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许媒体就能多提供一点东西，说到底，《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也是新闻事件。”更过分的是，他提出：“或许可以要求新闻报道学习一下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故事讲得好，其中的心理、社会和政治主题，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时间与地理背景，构筑于永远不变的人性基础上，因此可以属于无数的世纪。在编辑记者们看来，如果说德波顿对于六类新闻报道的批评颇能点到穴位，最后开出的药方却太有江湖郎中的风格。这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吧，新闻与文学毕竟社会功能不同，使用方法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且不说别的，莎士比亚一生传下来的戏剧只有37部，当代企业化运作的新闻编辑部恐难容得下一生只写37篇报道的记者。至于原汁原味的莎剧里那些黄色粗鄙的连珠妙语，以及玄幻浪漫的部分，恐怕也难逃今日编辑大人的法眼。
浸淫于文学界的德波顿信奉文学的主要原则：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因此他对于新闻界的程式化与碎片化大为不满。为了解决新闻带来的无谓骚动，他暗示大家：与新闻报道的暗示恰恰相反——其实没有什么事情真正算得上是新奇、值得讶异或者恐怖至极。是啊，《传道书》里有类似的“新闻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建议我们偶尔该放下新闻，从每十五分钟刷一次屏的焦灼中自我解放，同时出于对人性的理解他又诚恳地表示，在一个如黑格尔所说新闻成为宗教的时代里，要是某人真能离开新闻漩涡一整天，只倾听窗外的雨声和自己的心声，其持戒水平当直追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