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三驾马车”的周旋中，齐普拉斯政府的财政几乎干涸。中央政府要求希腊驻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全国市政当局将所有结余资金返回中央。医院和学校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雇用更多的医生和老师。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抱怨，空中、海上的安全保卫活动都已经降到最低限度。希腊银行几个月内已经流失了数十亿欧元。就在投票前一周，为防止金融崩溃，希腊公民每天的提现被限制在60欧元，或者67美元，雅典的ATM机前排起了长龙。简而言之，齐普拉斯政府无钱可还。
罪与罚
走投无路的齐普拉斯政府将烫手山芋扔给选民：希腊是否应当接受国际债权人的协议草案？换句话说，公投的核心问题是：在财政紧缩政策这条路上，希腊应该继续走下去吗？
2010年，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向希腊提供两轮共24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贷款的绑定条件是一张“药方”：希腊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2010到2014年，政府共削减财政支出650亿欧元，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9%。
以德国为代表，欧元区的主流判断是，主权债务危机是希腊不负责任的社会政策造成的。这些社会政策包括公共部门人员退休过早、雇佣过剩，政治家为获得选票扩张国家本无法负担的社会项目。基于这种判断，希腊摆脱困境的方法当然是紧缩财政。
同样基于这种判断，希腊危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道德评判和对抗。2010年2月，德国周刊《焦点》把米洛的维纳斯放在封面上，大标题是“欧洲大家庭的骗子”。文章抨击希腊人懒惰、欺骗、坐享其成，引爆了雅典的一场街头抗议。勤勉的德国人对抗挥霍无度的希腊人。这种对抗性的描述成了整个希腊危机的基调。
在德语中，“债务”（Schulden）恰好是“罪行”（Schuld）的复数形式。财政紧缩固然苦痛，但也是希腊“赎罪”所必须忍受的——希腊人不能指望欧洲人总为它买单。正因为如此，7月5日，当希腊人拒绝财政紧缩时，欧洲愤怒了。德国副总理、中左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加布里埃尔认为，希腊完全是在“讹诈”。
“现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不是理性的经济讨论，而是纯粹的争执不休。”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指出。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希腊鲜有同情之心，是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他们只需要抓住一个情感和愤怒的宣泄口，并不需要用理性计算经济得失。”人们在争论中忘却了核心问题：“三驾马车”开出财政紧缩药方是否是希腊所能承担的？它是否真的在拯救希腊？
2012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要求南欧财政困难国居民做出的牺牲须有限度。他认为，为防止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沦为集体“劳教所”，人们在不断削减开支及节衣缩食的同时，须得看见希望。
但过去五年，希腊人的感受并非如此。就在公投的这个星期，在雅典的富人区格利法扎的超市里，从卷筒卫生纸到小扁豆，凡货架上能看到的生活必需品，都被惶惶然的居民们塞进推车。人们预计，食品和物资短缺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希腊政府运营医院和大学等公共服务部门。医生、教师等职业人群都属于政府雇员。不可避免地，希腊中产阶级的生活会受到全面冲击。拥有12.5万名学生的雅典大学的预算从4000万欧元削减到1000万欧元。今年头4个月，140家医院从国家获得4300万欧元的资金，而去年，这个数字是6.5亿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