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重归”拉丁欧洲的却是“铁幕”以东最棘手的负资产巴尔干半岛。这里所能提供的仅有民族冲突、难民潮和犯罪，而与一切发展共同经济体所需的因素都不相干。在苏东剧变后的前10年，巴尔干有2/3的时间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不可能为环地中海经济带提供任何正面助益：条顿欧洲的黄金20年，恰恰也是拉丁欧洲失落的20年。而今日所谓“欧猪五国”（PIIGS）中竟有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分布在地中海周边，足以验证自“冷战”结束以来，拉丁欧洲与“心脏地带”的此消彼长。
地中海的黄昏
今日的欧盟在债务和货币问题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拉丁欧洲与“心脏地带”、“拉丁民族共有精神”与秩序自由主义乃至法德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当然会记起，科耶夫早在1945年就认定“拉丁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确保非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真正畅通……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在195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把这种“排他性地位”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中海经济统一体的构想，或者叫“给予型殖民主义”。在科氏看来，“贫穷的顾客往往是坏顾客”，发达国家应当也必须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欠发达国家，以促成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均衡；这种投资应当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以保证法国的领导权。
不仅如此，科耶夫版本或者说法国版本的欧盟在外交路线上坚持的重点，还包括以和缓的方式解决伊斯兰世界的问题。科耶夫认定：“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的观点上，通过彼此间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未来的拉丁帝国将以经济上的地中海沿岸一体化和观念上的共通性召唤伊斯兰世界，使他们在达成现代民主诉求的同时，不至于被“美国化”。而观念上的共通性将以移民和劳工政策的宽松化作为体现，最终使西北非与环地中海国家彻底均质化，实现局部的“历史终结”。
换言之，法国意图以“南下”实现拉丁欧洲的再起飞，吸收地中海南岸的人力和资源，将北非和中东与南欧联成一体。但巴黎完全承担不了完成这一转型所需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成本：北非和中东的政治动荡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伊斯兰移民的涌入则不仅造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族群对立，对拉丁欧洲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法德双核”中的另一核绝不会容忍如此天马行空的计划——在本质上，统一后的德国与1949年时分裂的西德并无太大差异，依然是一个与政治理想主义绝缘的“去民族化”国家。在习惯并乐见欧洲由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之余，德国把欧盟东扩以及内部秩序的重组更多理解为巩固并扩大本国的经济优势，而不是帝国式的向外出击。即使真的要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德国所倾向的也是继续东进，而非从地中海南下。
欧洲联盟内部的两个大国、两种思想、两套方案，如同雅努斯的两张脸，各自望向不同的一侧。而在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大中东动荡又难于收梢的背景下，法国已甚少重提“拉丁帝国”之梦，转而和德国保持大方向上的一致，以维护欧元区的整体稳定。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环地中海各国陷入困境——当欧盟以南进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时，它们将成为统合北非和中东的前哨、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受益者；但当共同体的中心持续向北方和东方转移时，它们便只有静悄悄地萎缩，迎接黄昏。
在地中海北岸的“欧猪四国”中，希腊原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理位置——它有多条海岸线邻接地中海，距布鲁塞尔的里程和距莫斯科的里程几乎相等，在政治传统和文化上位于东西方之间，还有整整1100万人口。但在南进政策裹足不前、“拉丁帝国”壮志难酬的背景下，地理优势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