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兰也曾在能力范围之内为儿子做最好的安排。20多年前，她和丈夫离开四川邻水老家到重庆打工，一直在底层挣扎，生活上没有太多起色。儿女出生后，夫妻俩的压力更大了，但在养育孩子方面却从来没有松懈过，尤其是儿子郑伟，他从小就很懂事，小小年纪就帮着父母做家务、照顾妹妹，冯永兰对他格外偏爱，也寄予厚望。到了入学年龄，郑伟先是被送去另外一所小学，读完一年级之后，冯永兰感觉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于是花了笔钱张罗着给儿子转学到了曾家岩小学，怕他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又让他重新念了一年级。
那几年，冯永兰和丈夫在上清寺附近租了一间店面卖香烟饮料等杂货，每天早晨还会摆摊卖早餐，生意做得挺红火，可是太忙了，夫妻俩全天候守在店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郑伟当时正在读小学三四年级，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同班同学经常来找他，还带他去黑网吧打游戏。冯永兰本来就为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而焦虑，又担心儿子被同学带坏，干脆横下心来，把生意红火的店面转租给别人，搬家到别的地方，让儿子在地理环境上彻底远离那个“坏同学”。她把教育孩子看得比挣钱更重要，于是开始做小吃生意，她摆摊卖冒菜、酸辣粉，丈夫在旁边摆摊卖凉粉、凉糕等，不需要再从早到晚盯着店面，有了更多闲暇时间照顾家庭。几年下来，虽然没有挣到太多钱，但除去一家人的开支，还能略有结余。为了强身健体、开发兴趣，她还给儿子和女儿都报了足球培训班，女儿郑红怕苦怕累，半途而废，儿子郑伟倒是坚持了下来，风雨无阻地去训练，更是让冯永兰赞不绝口，又大大增加了对儿子的信心。
出事那天，冯静在冯永兰的小吃摊前帮忙，还开玩笑让姑妈多挣钱多攒钱，将来给儿子买房娶媳妇，几个小时之后厄运就降临到一家人头上。儿子死亡之后，王红在第二天凌晨给她发了条短信，表示沉痛和道歉，提出要帮他们讨回公道，让谭家付出代价。冯永兰没有回复短信，她好几天时间缓不过神来，整个人呆呆的，像做梦一样。过了两天，她开始联系王红和谭涛的家长，可是电话再也没有打通过。她和丈夫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把责任归到学校头上，纠集了一帮亲戚去学校闹事，讨要说法和赔偿。因为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丈夫郑常超的脚还被打伤，包了厚厚一层纱布，只好找了跟棍子拄着走路。学校在他们闹事之后加强了警戒，派驻了两三名保安守住校门，他们再也无法靠近。这期间，冯永兰和学校领导谈判了好几次，每次都因为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而毫无进展。
冯永兰一筹莫展，她不知道如何为儿子讨回公道，只能抱着他的遗照在学校附近逡巡，吸引路人的关注，寻求更多目击证人。也确实有不少路人过来给她支招，有的让她去北京上访，有的让她降低赔偿要求，还有的让她找关系走后门，他们对冯永兰的遭遇充满同情，表现得一个比一个亢奋，但所有的建议对于解决眼前的状况没有任何实际帮助。郑伟的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律师也不肯接手。
采访的最后一天，冯永兰和丈夫又去了趟殡仪馆，他们看了看儿子的遗体，青紫色的胸膛裸露在外，让冯永兰的情绪再度崩溃。出事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怕触景生情，暂时借住在亲戚家里。我跟着冯静去了趟冯永兰一家人租住的地方，那是个一室一厅，每月租金1000多元，房间杂乱拥挤，看上去更像个仓库，小吃车、冰箱、纸盒子、小吃原材料等堆满了狭小的空间，除了房东当初配备的两台空调和三台冰箱，家里几乎没有其他电器。客厅靠墙处并排放着两张高低床，上铺堆满了杂物，下铺是郑伟和妹妹郑红睡觉的地方。
郑伟的床上铺着凉席，书和乒乓球盒整齐地放在床尾，是整个家里最干净整洁的地方。他的书包和校服堆在角落里，冯静拿过来，给我看了看被撕裂开的一道长口子，沉默了一会儿，又指着站在旁边的郑红说：“她哥哥虽然只比她大一岁，可是又懂事又能干，平时做饭、洗衣服一样不落，她在家什么活儿也不干，我现在从头开始教她做饭洗衣服，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她爸妈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她也得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除冯永兰夫妇以及王红之外，本文提到的其他人物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