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韦耶回到欧洲，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成为艺术和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并成为法国极负盛名的收藏家。韦耶广泛收藏家具、书籍、金银器、珠宝等精品，其中的中国瓷器、外销艺术品以及清代玉器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同时他复兴了18世纪盛极一时的“巴黎沙龙”传统，致力拢聚国际艺术圈出色的人才，包括剧作家科克托，编舞家贝雅尔，影星嘉宝、查理·卓别林，以及众多具真知灼见的政商界人士，包括美国慈善家保罗·格蒂、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均为韦耶挚交。
韦耶去世后，他旧藏的一件清乾隆和阗玉龙尾觥（题《乾隆乙己御题诗》，落1785年款），在法国一家小拍卖行拍出22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从而让他的故事重回人们的视野。这件觥呈扁筒形，口沿曲线，有流，无柄，圆底。短边一侧雕长尾凤鸟纹，此器仿古代青铜觥造型，为酒器。风格承自汉代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富有外族色彩。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一件汉代青白玉角杯，造型与此器相似。
仿古，是指摹仿古代的事物。仿古之风始于宋代，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500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有着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盛行制造了条件。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商周青铜礼器、宋代至明代的瓷器、古代的玉器等古物，因而乾隆皇帝的鉴赏力和品位情趣得以提升并在仿古方面有所参照。
韦耶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具有专业性，他并非泛泛而藏，而是有选择、系统化地购藏研究。韦耶的收藏观念代表了那个时期法国大部分收藏家的状态。事实上，法国人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和收藏中国艺术品，例如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收藏。有许多中国文物是在19世纪进入法国，不只是战争因素，很多是通过正常交易渠道获取。当时中国和法国之间有许多交流、贸易往来。自1850年起很多法国人直接在北京和香港跟中国古董商买东西，许多中国艺术品跟随耶稣会传教士、商人或外交官进入法国。
最初法国人只知道东印度公司，知道象牙雕品、瓷器、中国风情的东西，但和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东西全混在一起，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国艺术。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也是具有欧洲审美品位的装饰艺术。法国人天生对世界充满好奇，不仅对世界古迹文物充满兴趣（地中海、埃及、罗马、古希腊），也对日本、中国文化感兴趣。到20世纪初，法国逐渐兴起亚洲文物古董商直接到中国或香港地区找货，原本被日本艺术品掩盖风头的中国艺术品再度受到重视。极少数坚持收藏中国文物的古董商如朗威尔夫人（Mme.Langweil）成为唯一跨越19与20世纪者。新一辈的古董商如查尔·维涅（Charles Vignier）、保罗·马隆（Paul Mallon）、卢芹斋等人则多以中国艺术品为主，也显示出19世纪后期的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之承先启后地位。随着中国陶瓷、玉器研著日隆，在欧洲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出版中国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为研究中国艺术品提供了极强的学术支持，韦耶的收藏得益于这个时期兴起的研究风潮。
上世纪20～50年代法国出现一股中国热潮，有许多古董商在巴黎出售重要的中国艺术品，例如朗威尔夫人拥有重要的中国艺术收藏，其收藏的《职贡图》在2012年曾拍出800多万欧元的成绩。朗威尔夫人自己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也跟巴黎古董商或跟法国贵族家庭买东西，这些东西不乏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大古董商通常有许多重要精品专门提供给法国贵族精英家族，因此法国境内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和亚洲文物收藏。
在这个时代的带动下，韦耶积累起了丰富的属于自己独到艺术眼光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韦耶喜欢华丽和美好的东西，他在巴黎林荫大道上的住所中充满了绘画、家具、雕塑、书籍，其藏品的丰富性和珍贵程度，可能会让任何博物馆都垂涎不已。他在这样一个奢华的地方招待客人，自己却喜欢常住在塞纳河畔讷伊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里摆满了照片和具有纪念价值的小物品。韦耶是一个狂热的收藏家，一度拥有93处住所，包括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里面摆满了他的艺术品，但他却喜欢让司机开着一辆红色的小雷诺接送他。韦耶对食物和酒充满热情，但当他的客人在喝玛歌酒庄和唐培里侬酒时，他却喝矿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