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学哲学教育，承袭自18世纪旧政权时期的教会学校传统，并一路往下历经“七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推崇而沿袭至今。其中，拿破仑时代在1808年设立哲学考试。七月王朝时期，不到40岁的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由于一人身兼诸如法国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法兰西学院院长等要职，而被世人称为“哲学之皇”，他不遗余力地在大学推行哲学史，又极力倡导中学哲学课的改革，通过另一样法国特性显著的文体“dissertation”（即由立论、反论、综述三部分组成的论文形式，也是哲学会考时的标准文体），完成了中学哲学教育的现代改革。
纵观整个欧美教育体系，法国中学的哲学课，单从其“必修”和直截了当使用“哲学”这个大词的角度，显然独树一帜。同样诞生过诸多闪闪发光的哲学家的德国，往往会第一个被拿来比较。德国和瑞士以及瑞典一样，哲学在中学是选修课；而在意大利，哲学体现在由历史老师讲述的“思想史”一课中；西班牙中学生上的则是“哲学史”，除了葡萄牙的哲学课程有其相似处以外，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学哲学教育或者是蜻蜓点水般地讲述哲学体系发展，或者就是带上了十分显著的宗教印记。
在中学时期就完成将“文化人格的第一要义和哲学辩证思考的基础”植入脑中的使命——法国人在哲学教育上的抱负看上去富于野心。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西耶格里埃德（André Siegfried）自己就毫不客气地称：“无论人类文明去往何处，法国都为它引入明确感、智识上的轻巧、好奇心，以及……一种微妙而必要的智慧形式。”对于法国人，蒙田曾说他们“严肃地做轻浮的事，轻浮地做严肃的事”，而上述那场由康德和黑格尔引发的混战似乎是在印证后半句，前提是，我们如果承认思考是一件“严肃的事”。
如果说这是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那么一个与此相关的技术问题就是，法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哲学老师，每年毕业的大约65万考生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应地，大学的哲学系就面临着培养诸多哲学老师的重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种负担。
索邦大学哲学系主任罗西（Jean-Baptiste Rauzy）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及，他个人的哲学启蒙便是来自他高三时的哲学老师：“我还记得我当时完成了一个题为‘存在和虚无’的作业，我的老师把它展示给了她所有的学生，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中学哲学课究竟能给学生带去何种影响？罗西教授回答，当然只能代表他自己，与众多其他最后完全没有从事哲学相关职业的人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但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以及更近期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都曾在中学任教，萨特和波伏娃更是同时获得中学教师资格。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中学哲学课，则不得不承认，这一类智识上的一脉相承感会少得多。中学生必修哲学课的目的，按谢林汉姆的观点，原本也不是为了他们今后能从事相关职业，甚至不是为了学习哲学，而是“通过哲学学会如何思考”。而后者，似乎很难用数据来证实。即便牛津大学政治研究员苏迪尔·哈扎吉萨（Sudhir Hazareesingh）在其新书《法国人如何思考》中判断法国思想正在萧条中，他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式进步的思考方式是极具生产力的，它有助于启动强有力而迷人的思想体系。”这种生产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想象力，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则是让“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想象力当权的方式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内的一次全面扫荡。哈扎吉萨继续列举道：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学还是哲学本身，还是后进生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人类学中，单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不到30年时间内，法国就给世人带去了各类新的东西。但是，早在17世纪，笛卡儿短短一句“我思故我在”，就为这些所有新的思想，得出一个“思考”的前提。
在中学群架事件引发讨论之前，哲学的平民化现象其实也一直是法国知识界和严肃媒体多年来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