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日子比作冲马桶，“哗一天过去了”。22岁时他终于禁不住姐姐劝说，回青岛开了与韩国做贸易的钢材工厂。他第一次去买零件还在柜台里看，也不好意思问，后来一问销售，人家给带到仓库一看，“好家伙那么大”。聊钢材、聊价格的日子很快让他成了“黄总”，喝多了有司机给他扛回家。他买东西从不赊欠，也不设流动资金，“我这脑袋不好用，赶紧给钱”。1997年以后金融危机来了，黄渤说现在很多表演和那时候要债、躲债有关系。“别人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假装不在，人刚一走我赶紧出来上厕所就给碰上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些东西，对黄渤是强刺激。
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就越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他发现底层人物身上有很多小机灵、小聪明。看别的歌手在歌厅被观众“哄下去”，那个歌手使劲硬着头皮讨好，观众都已经受不了了，喊着“下去吧！”骂什么的都有，结果歌手说“好，我下来”，只走了一阶台阶，又唱了一首。“唱四首才能领到工资啊！”
“东西南北中国四个地方的流氓怎么欺负人我都能学。”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过，他摇着头说，“对苦难从理解、麻木、疼痛，到最后接受。我以前，天天在接受这些东西。一边受着，一边还得嘻嘻哈哈，还得笑。比如说我演出完了人家忽然不付钱，但是酒端上来，该喝还得喝，该叫大哥还得叫。”他觉得自己情商加强、潜能开发了。下意识记住了，演一个角色不需要太多想象。成名后有一段时间他参加活动老坐第一排正中，半年没出戏，再有活动就坐第三排了。黄渤说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套房连马桶都想拍下来。
以前太苦太累了想歇一会儿，就会听到“歇什么歇呀”。出名以后他演一会儿就有人端过来凳子，说声：“黄老师休息一下吧！”长时间的磨炼，他的通情理大于了他的自我意识。很多年来他过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人给我保障。”这一场演出完了就得找下一场。现在投资业界对他的态度是：“能签赶紧签，他会越走越强，不用考虑商业回报，肯定非常好。”在主持人不够活跃的网络新片发布会上，他会主动但不过分地活跃气氛，给各种人递话，干根本不属于他的活儿，同场合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小演员反倒端着架子。他的很多朋友对他来者不拒的性格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又喜欢他这一点，“老好人，黏糊，不会拒绝”。黄渤自己的话是“眼睛里揉得了沙子”。
宁浩说：“他有那种难得的真实。就是从里到外透着一种与生活、与现实特别相关的东西。”在《疯狂的石头》里他自己想了很多梗，比如让人踩肩膀上“哎你有脚气没有？”黄渤和宁浩的合作有点“处女座见处女座”惺惺相惜的意思。《疯狂的赛车》是宁浩完全按照自己认识的黄渤写的。“我们经历了差不多的东西，先接触港台，再接触欧美，然后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开化的过程，所以从各个方面，心理结构、审美意识上比较相近，价值观比较类似。”
无名之徒
“小人物”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签。他创造的，大多是凭空生长、没有依据的无名之徒。“我的大部分作品扣在时代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似曾相识，有存在感，没有危险感。小人物看跟谁比，这个社会有20%的人认为自己很不错，80%的人都有小人物心态。我喜欢这个中低层的基座，我也离这个群体最近。”养牛的浪人，顽劣的光棍，想发财的小坏蛋，都不是社会的阳面。他喜欢用上百种演法，诠释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不再是司空见惯的鸡零狗碎，被他赋予了欢快、惊愕和自由。“碰上的导演也是处在最有创作欲望的时候，施虐和受虐碰上了。”这一点导演们都抓到了，黄渤并不是无所畏惧的人。
“我有型吗？观众知道你是谁啊？”他很怀疑各种号称“量身打造”的剧本，“量的是什么身？”“但男一号谁不想演？”他说自己前几年可以“用努力或者贪婪”来形容。机会很重要，他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想不想出名？想。也没那么如鱼得水，就演了一些同类角色，因为我真是需要。可是剧本我实在看不下去的，也不能演。就是我可以时不时踩那根底线，但我不能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