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全民公投、财长辞职、德国逼宫等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之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于7月13日宣布：接受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欧盟历史上干预性最强的救助方案，以换取三年共86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16日上午，希腊议会在外有示威游行、内有执政联盟分裂的困境中，通过了债权人所要求的改革和财政紧缩提案。同一天，欧盟确定将向雅典提供第一笔70亿欧元的过渡融资，以确保希腊不会出现新的债务违约。
为防止新一轮救助计划像过去6年里的两个旧方案一样难收实效，欧元区各国要求希腊政府将其最具价值的公共资产（上限不超过500亿欧元）注入一只设在卢森堡的私有化基金，由欧盟监管，并将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此举相当于一种财政抵押，目的是对雅典当局后续的改革措施施加外部约束。齐普拉斯在议会投票前表示：“我受到了敲诈——当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我只能选了最不坏的那一个。”
然而对揪心于是否让希腊“退欧”已有数月之久的欧盟领导人来说，最后时刻的妥协同样只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在希腊民众已经通过公投拒绝债权人集团的要求之后，欧元区领导人利用一场17个小时的谈判，重新把带有无数附加条件和保险条款的纾困方案兜售给了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并诱导其在议会投票中确保提案通过。而该方案包含的财政紧缩和资本管制条款，意味着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希腊经济将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到其复苏的前景，普通国民的福利待遇也会遭受重大冲击。换言之，欧元区各国迫使希腊政府接受了一项其国民明确反对的计划，并通过从外部施加压力，直接干预了雅典当局的决策程序。仅此一项，就将欧盟国家“有限主权”的内在悖论暴露无遗。而施压者收获的仅仅是保全最后一块遮羞布——欧元区表面上的完整。
德国领导人在这当中的表现，尤其值得玩味。长期以来，柏林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非政治化”的地区政策基调，把欧元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首先视为巩固和扩大自身经济优势的工具。但希腊债务危机对这种“闷声大发财”式的政策构成了挑战：倘若雅典当局基于主权独立和全民公意、拒绝欧盟提出的紧缩要求，同时也没有被勒令“退欧”，希腊背负的债务负担就将转嫁到欧元区其他国家头上，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德国。默克尔尤其不愿被激进左翼联盟的民粹路线所绑架，使全欧洲感到德国愿意无条件充当“奶妈”。
另一方面，假使希腊就此退出欧元区，对德国同样弊大于利：它将向全欧洲宣示，让渡货币主权并不能带来相应的财政和政治保障；欧元区也远不像它的创立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何等优越的共存共荣性质，而只是一种无感情的经济存在。既然负债累累的希腊可以被“切割”出欧元区，其他同样存在财政隐患的“欧猪”国家也有步其后尘的风险。为了提升政策自主性，包括预防债务问题突然恶化，这些国家甚至可能主动提出退出欧元区和欧洲自贸联盟，从而使欧元区的声望和稳定性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同样是重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默克尔所不能也不愿接受的。
从这两层意义上说，7月12日的布鲁塞尔最终会议对德国一样不存在“好的选项”：它承担不了希腊强行“退欧”的后果，但又不愿表现出会被这种倾向所胁迫。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提出的所谓“暂时退欧”方案，不过是故弄玄虚的说辞：希腊在“退欧”之后将使用何种货币、积欠的欧元债务此后又将如何偿还，各方连基本的共识都未达成。默克尔虽然口口声声宣称“不会有一份不惜代价的协议”，骨子里仍然希望避免大规模动荡，以维护德国的经济利益。在最终达成的救助案中，争议最大的“500亿欧元资产私有化”条款便是出自德国的动议，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在这一问题上的不依不饶，彻底暴露了柏林“非政治化”对外政策的实质——对经济层面“德国至上”（German Primacy）的无条件维护，并力图借助欧盟达成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