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汪精卫的人生一直和政治纠缠不清，但他最初是以一个刺杀摄政王的殉国烈士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并有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早期他的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李志毓：我个人比较感兴趣汪精卫早年的思想转变，因为这并不是汪一个人的问题，我想，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魅力所在，以及它的困境。
汪在民初宣布“不做官吏”，赴法从事教育、宣传、印书事业，这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更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必将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人人知公理，养成公德心。其次，他对清末以来的汉人官僚政治整体上比较失望，对于革命党人及其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也有所怀疑。他曾经写信给吴稚晖，大意说，我们甘愿做社会的牛马，然而牛马需茁壮才能服役，现在时势所迫，“竟以初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在“人才不足之社会”，这种痛苦是不能幸免的。因此他认为，应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教育的层面，建设国家，打造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
现在我们不太提汪精卫在教育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很重要。在当时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中，他的位置几乎是和蔡元培一样的，而且当时的筹款活动主要是他在做。
但在这期间，汪也经历许多困惑和挣扎，当他离开之时，对时局是乐观的，他说，“祖国有无危险”将是他行止的标准，而他当时以为“必无危险”。不想，民初几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一方面袁世凯日益专权，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1915年日本驻华大使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对汪和留法诸君有很大刺激。现实政治的危急，使他无法安心从事教育事业，认为“缓不济急”。因此几度回国，并策划“蒙面”、“潜伏”、甚至想要学习“易容术”，暗杀袁世凯。
对于汪这种焦虑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人曾与他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认定教育救国理想，放弃对政治的迷信。蔡元培曾将汪精卫誉为“今日中国之菲希脱（费希特）”，希望他来北大主持国文教科。但汪没有答应。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民党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否因此他才在孙中山逝世后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李志毓：他没有被认为是最忠实的接班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党国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比较空虚，苏联顾问在党内起了比较重要作用，国民党整体上是左倾的，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整个党内高层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