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党国元老，在东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是《民报》的主笔，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多是汪精卫在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就是演说。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演说很重要，因为演说可以筹款。南洋华侨的“觉醒”很重要，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前，它的主要基础是海外华侨，“改组”之后，它的主力才变成了国内的青年学生。汪在党内有历史、有地位，又积极左倾，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他有可能走上最高权力的位置。后来国民党的政治越来越倚靠军事，蒋介石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原本是国民党内最有名的“左派”，但是后来却完全反了过来，为什么？
李志毓：汪精卫是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才得以走上最高领导的地位，鲍罗廷支持汪精卫。汪在当时非常左，他是最积极联共的。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去了法国。但即使不在国内，他仍然是共产国际试图去利用的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他来推行“联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日益反共，并在1927年4月“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左派”代理人。当然汪也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汪精卫是取道俄国回到上海的，他在回国途中与莫斯科是否有什么相互的保证或约定？我现在没见到直接能够说明的档案材料。在1927年6月武汉政权已陷于危机的时候，斯大林仍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希望他支持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汪精卫则向莫斯科提出贷款和物质援助的要求。汪回国先到了上海，与反共的国民党人——许多是他早年的挚友——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争论了五天，汪说他的痛苦“过于生命之摧毁”，但他还是选择了与之分裂。可见“联共”是汪精卫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
可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分共”的确已是箭在弦上了。一方面是武汉这边，国民党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另一方面，当时共产党采取了特别激进的政策，要求武装农民，要求直接把国民革命转变成土地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六一指示”。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收到斯大林的指示之后，就把这个秘密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汪一看大惊失色，对罗易说国民党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决议。随后汪又把电报拿给宋庆龄和陈友仁看，据说陈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汪精卫说国民革命是一条船，如今国共已经到了争船和争把舵的时候了，或者共产党消灭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这最终让汪精卫下定了“分共”的决心。所以我认为汪精卫对于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比较少是思想上的改变，比较多是政治斗争形势的问题。
但武汉分共是和平分共，汪精卫真正开始激烈反共，是在拥汪的军人张发奎回粤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桂系，而中共乘机发动“广州起义”之后。“广州起义”粉碎了汪精卫重回广东建立政权的梦想，使汪狼狈不堪。国民党内反汪势力借此对他进行凌厉声讨，李济深特意在广州天字码头立了一块石碑，将“祸首”的名字刻在上面，而所谓“祸首”，不是叶挺、张太雷，而是汪精卫、张发奎，指控他们“勾结共党，劫焚广州”。这件事更加深了汪对共产党的痛恨。他对陈公博说“绸缪善后，刻不容缓”，“共党余孽，必去之务尽，即浮薄少年，好为偏激之论者，亦以痛斥”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出国好像是汪精卫面对挫折的一个必然选择，他最终选择离开重庆与他习惯出国有相关性吗？
李志毓：我觉得是两回事。他以往的出国，主要是暂时避开政治，或者以退为进。但他离开重庆，并不是要离开政治。而且恰恰相反，当他离开重庆之后，国民党是想让他出国的，所以蒋介石专门派人把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送到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处，希望他能出国，从此退出政治。但汪精卫不肯离开。这和他以前以“养病”为名出国，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