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因为谷正鼎刚送来护照后发生了河内枪击案，所以你觉得曾仲鸣并不是被误杀，而是重庆方面目标就是他？
李志毓：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大部分人都不这么认为。当时日本的情报部门判断，暗杀的目标本来就是曾仲鸣，蒋介石对汪的周围采取恐怖行动，是为了将汪派势力切割，孤立汪精卫，迫使其放弃“和平运动”而出国流亡。在案发的前两天，中央曾派谷正鼎来到河内，送来汪出国所需的护照和旅费。日本情报资料还显示，案发之后，宋美龄、陈公博也都到过河内，劝说汪精卫出国。但这些消息无法进一步证实，所以只是一种猜测。我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并不是想考证这个问题，而是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受到金雄白、高宗武等人的影响，认为枪杀案造成的悲愤、仇恨、冲动情绪，是导致汪精卫最终选择与日本合作的决定性因素。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审慎地对待这一说法。无论是汪的倡言议和，还是汪伪政权的成立，都有其得以实现的人事与社会基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与汪等人反反复复的政治考量。汪对日的态度不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所导致的。汪的性格是有冲动的一面，但是他对日媾和，是有一个长期的政治设想的，有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说蒋暗杀我，我一冲动就要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把汪精卫在1939年以后的行动归结为一种个人的复仇行动，是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做了过于戏剧化的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从“抗日”到议和投降，这个是我们特别想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但我看你的研究，觉得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抗日派？
李志毓：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汪精卫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1932至1936年，汪有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但同时他也会在一些私人的书信中，表达对中日战争完全悲观的看法。在外交上，他也推行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希望通过避免战争，使日本国内军人派的势力下降，非军人派的势力上升，直到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他离开了重庆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谈判的筹码？
李志毓：基本上是这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但他确实是走错了。直到今天，他仍是一个被钉到耻辱柱上的汉奸的符号。
（感谢刘怡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