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方，日本空军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和居民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垮中国民众的抵抗精神。中国所有尚未沦陷的城市，都遭受了猛烈的空袭。其中以陪都重庆最为严重。1939～1941年，重庆遭受到268次轰炸，城市大部毁坏，数万平民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前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这段最黑暗的时间内，我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战斗496次，付出137.6万人的重大伤亡。
对日军的抵抗与反击，每一天都在进行。即使在胜利前夕，1945年6～7月份的“平静期”，国共共有超过28万军队投入多次战斗，付出4.7万余人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近1万人。这种常规的频繁的战斗时刻都在消耗日军的力量。只是由于其分散性，不像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作战那样集中，因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参谋长李海上将郑重谈道：“假如中国撤出战斗，将恶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本来困难的作战局面，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战略枢纽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随后，日本陆海军省拟定了《基本国策》，并在五相会议上通过。这个基本国策，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路线图。
日本认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太平洋，是其扩张的两个方向——即北进和南进战略，从而称霸世界。实现这两个战略的枢纽就是中国。只有控制了中国，获取中国的资源，以中国为基地，才能实现北进和南进的计划。
根据《基本国策》，陆军强烈要求：为了“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以备对苏作战”，应尽力以“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准备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为了控制称霸世界的战略枢纽，日军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之初，日本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不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放弃抵抗，从而征服中国。他们坚信，中国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会是一场消耗战。
然而，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将战争拖入持久战，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伤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超过104万人。日本官方著作也承认，在武汉作战期间，自8月6日至9日，仅106师团死伤少佐以上军官7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冈田支队的“步兵第39联队从庐州（合肥）出发时约2800人，但因伤亡和病员（主要是疟疾）陆续增加，至9月底已减少到800名以下”。伤亡惨重，可见一斑。
随着伤亡的增加，日军士气也迅速下降。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11军辖下的“106师团的战斗力极度低落”。在富金山作战中，敌士兵被俘时，多向我军行跪拜礼节，对于皇军尊严及武士道精神，不复矜持，可想见敌士气之颓丧矣。在进攻武汉的过程中，据日方统计，日军“战死4506（内将校172）人”。虽然这个数字被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将校阵亡竟占总阵亡数目的3.8%的比例，却是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告日本民众书》与《告友邦人士书》中宣称：“日本侵入我国领土，第一年进展1800公里，第二年只进展了310公里。”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日军发动湘赣作战，计划将第九战区军队消灭于赣湘北境地区。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在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下，中国军民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9月30日，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起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又被称作“湘北大捷”。经此一战，国民政府认识到，日军攻击力已近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