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1938年底日本已没有力量“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相反，它被迫改变了“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方针，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1939年后，日本在总战略上已经陷入被动境地。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法国败降。1940年，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德国妄图独霸欧洲，意大利妄想夺取非洲，而日本则图谋霸占亚洲。其各自目的一旦实现后，德、意两国将出击北非、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相呼应。日本则南进太平洋，出印度洋策应德、意。继而三国夹击大洋洲，会师澳大利亚，形成逼临美洲之势，最后与美国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苏联一道成为全球战略枢纽。德军为苏军所慑，希特勒无力攻击北非、东非；日军则在中国深陷泥潭，使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天不足。如果苏联不能慑服德国，中国不能困住日本，德、意、日三国将实施第二步行动，决战将在美国发生，战争过程更加艰苦。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南北并进”，既准备和苏联开战，又准备同美国开战。陆军主要以苏联为目标敌人，而海军则主要瞄准了美国。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困住了日本庞大的军力，使其无法从中国抽身，不得不两线作战，顾此失彼。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在回忆中写道：“‘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两条路：或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本部撤军。”走前一条路日本“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与日本陆军中央的氛围格格不入。
战争之初，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之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又扩编10个师团，合计32个师团。顶峰时期，日军将90%的军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3年是盟国战略反攻开始的一年。当时，日本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超过太平洋各岛及其东南亚各地日本侵略军之合。1944年以后由于战力的急剧衰退，日本只好大批征兵。1945年，日陆军扩编到168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57个师团。
八年抗战中，仅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敌后战场，仅百团大战就发生了1800多次战斗。如此高频的抵抗，使日军在中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1945年，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场包括东北关东军在内，仍有200万日军驻扎在中国。
尽管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仍无法发挥规模优势，仿佛一把沙子撒入麦田。据日本官方统计，1940年底，华北9个师团及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20人，一共分驻800多个据点。华中8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21.8万人，每平方公里0.91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匪’占地区。”在占领区，只有10%的区域属于其能控制的“治安区”。由于中国的持续抵抗，敌后游击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这种“点线”式占领，无法达到“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目的，更不可能把其占领区变成更大军事冒险的战略基地。
至战争结束，中国战区共接受受降日军131.4万余人（不含70万关东军）。其中包括了驻台湾第10方面军17万人，以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38军约3万人。共收缴日军武器：步枪77.6万多支、火炮1.5万余门、战车1.6万余辆、飞机1000余架、军舰船舶1400艘。
罗斯福在同他儿子谈话时说：“假如没有中国抗战，假如中国被打塌，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吞并埃及，切断一切交通线。”
拆解法西斯同盟
1940年底，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率领顾问团到达重庆，随团还有其他15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给蒋介石送去了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装满弹药和配件的卡车。
到达重庆的当天，崔可夫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告诉他：“中国是无法战胜的。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疾病，仅此而已。生病，早晚都能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