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宜战，全力应付欧洲战争，美国的注意力也转向欧洲。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获得有利时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却使日本难以跨出南进的步伐。很快，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介入（欧战），而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军对于南进的决策举棋不定。不能征服或迫降中国，向南方扩张则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并不愿冒险两线作战，尤其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第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在上任前明确提出，他的任务中“解决‘中国事变’是第一位的，对华作战是第二位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中国问题无法解决。
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日本当局在中国问题上束手无策。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后，东条英机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损失很大，“如果再连续几年这样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
1940年5、6月，德国以闪击战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这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良机。7月，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基本国策要纲》明确提出：“以皇国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指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看不到短期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于是逐渐将战略中心，由中国转移至太平洋。计划逐步减少在华兵力，以战养战，集中力量南进。把征服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南进，企图打击英美，截断对华援助，迫使中国放弃抵抗。
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指出：“近卫也好，松冈（外相）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绝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已经没有解决的希望了，只有插足南方才是解决中国事变之路，即把面向中国的力量转向南方。”日本陆军认为，南进“实际上是为解决‘中国事变’而采取的最后一手”。
讽刺的是，作为南进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首相近卫文麿在对美开战前夕却提出辞职。近卫认为，由于4年多的中日战争，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亦主张现在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
但日本南进之势已不可逆转。为加快实施南进政策的步伐，10月17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入侵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初期获得胜利，但不仅没有改变困境，反而加深了危机。在军事策略上，海军与陆军产生了严重对立。海军提出继续扩大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东取夏威夷，切断美国与大洋洲的联系，西出印度洋，策应德意军队出兵北非；南进占领澳大利亚，逼近美国本土。陆军则强烈要求加强中国战线，在太平洋战场上只留置少量部队，即2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一个甲种师团加一个乙种师团），其余部队迅速撤离。
日军大本营也深知日本无力进行新的作战，故而否定了海军的“宏伟计划”，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战线进行收缩：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线限于北迄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新几内亚，以东京为圆心，向东和东南扩展600～800公里。作战重点是攻占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以切断美国与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线，孤立大洋洲。兵力上留7个师团于南方，撤回5个师团，3个留本土，两个加强中国战线，并给中国派遣军新建7个师团。
这个计划表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进攻能力已然枯竭。中国战场不仅不能撤兵，还要必须增兵。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冲向南方的日军在取得一定战果后迅速收兵回营了。
1942年2月，日海军提出，扩大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占领澳大利亚。但这一建议继续遭到陆军的反对。陆军认为，进攻澳大利亚需要大量船舶，会进一步拖垮日本国内经济。最重要的，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占领澳大利亚。陆军估计，攻占澳大利亚至少需要10个师团的兵力，以及200万～300万吨船舶。当时中国战场的兵力占日军总兵力的2/3，无法抽出。
1943年，美军与日本展开逐岛争夺。由于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后由于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只有3个师团转到太平洋战场，还反而给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军力零散投入，这种“添油战术”使自己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1944年，日本战略重心又被拉回中国。这一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在华美国空军基地，歼灭国军主力。为进行这次作战，日本从本土和关东军抽出部分兵力加强中国派遣军，使直接参加“一号作战”的总兵力达15个师团、40余万人。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形势下，日本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作战，相当于弃太平洋战场于不顾，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