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胜利曙光即将降临之际，而又山穷水尽的局面，英美盟国领导很难设身处地，加以理解，只能以重庆国民政府“贪污”、“无能”、“缺乏作战意志”作为解释。从罗斯福，到驻重庆的谢伟思、戴维斯等“中国通”都坚持认为，在纸面上数量众多精良的中央军与美援物资都被蒋据为己有，当作“政治上的固定资产”，这种行为无疑是蒋消极避战与竭力加强自身独裁地位的表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似乎只有将史迪威“硬插在蒋介石的头颈上”。于是一切矛盾于1944年9月19日达到高潮，罗斯福向重庆发出了最后通牒，这封信件省略了一切外交辞令，直接提出：“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余与此间各最高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犹豫，必将完全消失。”
关键时刻，幸有赫尔利、霍普金斯两位美国特使分别进行了及时斡旋，使得罗斯福摆脱了来自史迪威最大的支持者、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单方面影响，最终能够体会中国问题的复杂与严峻。10月3日，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拜访了正在美国纽约养病的宋美龄，并邀请其前往白宫小住，这一精心策划的细腻外交动作预示着和解的开始。10月14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希望他提供三位接替史迪威出任驻华美军司令的人选名单，并要求马歇尔也拟定自己的人选推荐。蒋介石最初提出的三位人选是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美第7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派奇，或者威勒·克鲁格将军，后因艾森豪威尔欧战无法脱身，责任重大，遂以魏德迈代之。
百废待兴
中国有俗语“新人新气象”，不过中国正面战场形势，并没有随着史迪威之去职，以及魏德迈之履新而迅速改观，仍为西线（滇缅战场）告捷而东线（大陆战场）败退。“我的任务，是与一个近乎山穷水尽的盟国进行合作，使其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抵御我们共同的敌人，并且成为战后国际新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当我飞抵战时陪都重庆时，中美两国关系已经被深深的猜疑、敌意所笼罩，我的任务无比艰巨，除了及时抵御日本人的攻击，还包括将装备莩劣、供给不足、营养不良的中国军队变成为一支有生力量。”魏德迈于11月1日就职时，于日记中如此记述。虽然两日后云南远征军攻克龙陵，使得滇缅公路转危为安，然而11月9日，桂林即告陷落。
11月10日，魏德迈在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划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我时常在半夜接到前方电报，要求将即将沦入敌手的空军机场上遗留的所有设备与物资紧急炸毁。”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11日陷落，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
11月29日，日军已经越过河池、南丹、六寨，进入贵州，届时中美双方都尚无法判断日军主攻目的何在，是否会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余，攻略重庆。魏德迈在此时写给马歇尔的电报中直言，昆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倘若失去重庆，则将酿成自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对于中国军民士气之打击，至少从驻印新式陆军中调拨两个全部美制装备师才能挽救危局。
此时，魏德迈已经责成参谋班子秘密拟定计划，首先将美国空军总部以及中国政府迁移至成都，因为根据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情报，日本陆军航空兵已经在汉口机场集结大批军用飞机与滑翔机，推测很可能对重庆采取地面攻势与空降结合战术，以求速胜：“只要三个营左右的敌军空降重庆，引发的混乱与恐慌将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