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变”爆发两天后，《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绝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10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1941年春：美援之门
1941年的春天，有太多事让宋子文陷入焦灼。尽管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在随后发表的演说中称：“亿万中国苦难的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意志。他们经由蒋介石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己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但热切的许诺并不能立即换来源源不断的美援。
“租借”援助一直被拖延。美国财长摩根索原本就对宋子文熟练地影响白宫和国务院的决策大为不满，他曾向罗斯福报告说，不能像相信已经回国的陈光甫那样相信宋子文。一年前，驻美特使陈光甫回国后，蒋介石便立即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接洽，并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宋子文在度过了7年多“在野”生活后重返政坛。
早在1933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出访过美国。他独特的家庭背景与美式教育的熏陶，注定了他与美援外交的不解之缘。宋子文出生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次出访，名义上他是出席罗斯福发起的经济讨论会，以及随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但他的真正使命却是向欧美大国寻求财政经济援助与政治上的支持。
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这把“钥匙”对美国人来说尚无足轻重。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仍然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在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作用下，正如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一篇舆论分析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大多数亚洲人顶多不过是美国人“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
更何况，此时的美利坚帝国正日益陷入一场漫长而严重的大萧条之中，失业人数高达1500万，数百万人面临饥饿和绝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大众忘记了威尔逊和胡佛关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幻想，拼命将精力集中在恢复经济上。尽管罗斯福喜欢引人入胜地大讲他的祖父在中国经营时的历险故事，却无意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日争端。
宋子文第一次出使美国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番境况。他率先向美国提出商借两笔各500万美元信贷，以购买美国的小麦和棉花。美国政府内部对这笔借款意见并不统一。来自棉麦生产州的国会议员竭力促成借款，当时还是农业信贷署署长的摩根索便是其中一员，他说：“即使这笔款项永远不能偿还，出售这些棉花也将提高国内棉价，美国国内库存棉花将得以增值1亿美元。”而国务卿赫尔则反对向中国贷款，担心此举将触怒日本——美国棉花的最大主顾。
罗斯福权衡利弊后，最终支持了对中国的借款，并且主动提出贷款总额增加到5000万美元。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西方大国首次向中国提供贷款。在罗斯福的外交视野里，中国毕竟仍有一定位置，“特别是对像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还宜给予一定支持”。更何况，这笔借款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合众社发文称：“5000万美元借款公布后，美国棉麦界均表欢迎，坚信此为两年来解决过剩出产问题之最切实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