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的中国
从上一年的“七七事变”开始，无数中国普通家庭的平安梦被击碎。以往还只是东北地区的人民流亡，可是到了1937年底，半个中国的家庭都有了流亡之心，因为如果停留在家乡，等待他们的命运很可能是死亡，要不就是遭遇抢劫和强暴，不当亡国奴只能选择流亡。政府已经无能为华北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人民提供安全和保护，日军的进展使上千万中国人沦为了难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还在进行中。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到由汉口、汉阳和武昌构成的大武汉，如果还有必要，就越过长江复杂的河谷地带，进入到大西南的重庆。其实上海战役期间，拆卸工厂的大规模行动就已经在进行，南京也有1.5万箱来自故宫的珍品等待运往大后方。
12月初，蒋介石还留在首都南京。当时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强调战情严峻，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的日本人觉得可以尝试和谈。德国大使陶德曼传递过来日本的试探性建议，这个建议只是日本在寻求和平的幌子下面的花招，日本提出了一个经济合作的计划，是在中国北方进行煤炭电力交通的掠夺性开发。蒋介石说只要他的国家在受进攻，什么谈判都不可能。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政府里有部分要求和谈的人，他们在攻击他“举棋不定”。但是现在日本的四项和谈条件如此苛刻，他有理由坚定拒绝。他告诉汪精卫：绝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至于我国家和民族永受其束缚。
12月7日夜间，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建议，他们应该离开南京了。当天黎明，端纳和蒋夫妻一起乘坐飞机离开，在离开前，宋美龄写了一封邮件给美国的《大西洋月刊》，要求他们把杂志寄往自己的新地址。端纳还记得，在他们乘坐的西科斯基水上飞机向西部飞行的时候，蒋介石开始对自己低声吟诵古诗，最后是一阵沉默。飞机降临到庐山附近的机场。
随后是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南京陷落后对全国的讲话中，蒋介石强调：我们必须勇敢前进，屈服的结果变生惨祸。日本人的鲸吞方式会让他们陷入难以消化的问题中，等他们的军事力量精疲力竭的时候，那就是中国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1938年初，他和宋美龄一起登上了《时代》的封面。《时代》的文章写道，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千百万人民，在过去的一年里，不再是散沙，慢慢有了国家意识。
最让端纳印象深刻的是蒋介石的离群索居的思考。“和他在一起就像是孤独的北冰洋之夜一样寂静。”他们几人常常一起散步，蒋夫人会不断讨论战争问题，可是蒋基本不说话，最多只有一两个词语。
日本在1938年1月2日接到了蒋拒绝和谈的讲话，随即，蒋介石不再作为交涉对象，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傀儡政府的代言人。与此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部分主和人士，他们害怕日本在战争泥潭中无力自拔。蒋批准和这个团体中两名早年亲近孙中山的人士——头山满和萱野长知进行密谈。他宣布，如果日本完全撤退，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下野。但是日本对此并不满足，东京找人传话给汪精卫，说他应该成立新政府，做可以谈判的和平方案。
尽管蒋介石号召民众必须团结起来去抵抗日本，可是多数普通的中国百姓是听不到他的讲话的，政府的宣传到不了那么深远的腹地，也到达不了流亡的道路上。多数民众的流亡工具只是双腿。当时在中国中部的记者埃德加·莫莱报道他看到的流亡人群：身穿半现代化丝绸衣裙和鞋子的小巧玲珑的女孩、在长木棍帮助下保持平衡的踉跄老妇、麻木的村姑、浑身湿透的孩子，都在逃难路上绝望挣扎，一些难以想象的家畜拉着大车，车上是寒酸的家产。而另一位作家韩素音看到逃亡去武汉的道路上，人们用肮脏的双手或者衣服上的破布擦着因沙眼而变得红肿的眼睛。《时代》杂志上写着人们不得不流亡，日本人毁灭了一个接一个的村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夺走，日本人强暴了每一个妇女，男性村民被剥光了衣服，用鞭子鞭打他们，强迫他们拉着大车，上面满是被抢劫的财物。周围都是被扔下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