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军队，也在流亡路上挣扎。莫莱报道了他看到的流亡军队：在长长的队伍中没有大衣，也没有钢盔和武器，只有几挺机关枪，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一架中国飞机飞过我们上空，而日本的战斗机随处可见。
另一位记者记录了山东、河南边界的流亡军队。到处都是坏疽，伤口处蠕动着蛆虫。在竹席上默默等待死亡的士兵露着暗淡的微笑。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城市和小城镇，也占领了主要公路和铁路沿线，但是更为广阔的区域是他们无力控制的，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他们只占有其中的几道线，日本人的控制被当作了在“没有矿洞的坑里挖沙子”，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看起来正在生效。
战斗开始
“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变得非常乐观，他很明确地鼓励蒋介石，本来以为中国军队还需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和日本开战，但是现在他觉得，国军已经足够强大了。可以把日本人赶到长城之外，因此力促蒋介石要守住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往大西南。1937年初，他还建议蒋把部队派往华北地区，但是这一派驻肯定会引发全面战争，蒋介石很早就了解到日本的海陆空现代化进攻能力。
不过蒋介石的心理上，此时也确实觉得可以与日本放手一搏。最大的鼓励来自于民气。经过“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现民气可用，民众支持他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明确的抗战计划，尤其是他目睹了新练精锐部队的操练景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了1937年，日益巩固的政治地位，使蒋介石“精神和身体皆觉较前舒适”，而国内不管任何政治倾向的民众，都觉得蒋在位就是“救国大业所需”。
在关于中国当时军队的研究中，专家发现，表面上中国有200万军队可以投入战斗，但是政府的实力其实很弱。中央军的司令官们缺乏大军团作战经验，而士兵又多是文盲，包括底层军官，各地军阀保留着对军队的控制，以便自己达到发展实力的目的。当时165个师只有79个对南京负责，而杂牌军队基本战斗力不强；直接听命于蒋的为数更少，武器也缺乏，相比起战备力充足，并且有海空支援的日本军队而言，三个满员的中国师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师的战斗力。
但是法肯豪森并没有认清这点，他一再向蒋介石强调富有攻击性战略的好处，他觉得中国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抵抗，精神上的抵抗意志，需要一个能提供坚强领导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领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军队力量不够强大，也需要短时间内发展空军，可是如果一次次的不抵抗，那么他将彻底丧失大众的支持。
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尽管蒋介石承认自己的国家尚未准备好战斗，但是他补充说：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中央军奉命向北进军，在庐山的总司令部里，他身穿戎装，面色严峻地宣布，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随后的几天，他发送电报给驻扎北平的二十九军，“我已决定对日宣战”。
之后他呼请国际制裁，要求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组织调停，但是没有想到国际局势相当不利于中国，英、法、意只是虚弱地要求日本节制，美国国务卿甚至停止运送已经卖给中国的战斗机，这是美国一贯的孤立主义情绪在作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