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从文化的角度讲有三个特别大的差异——第一个是集团主义。日本人的团体主义超乎我们的想象，对集团中的权威人物就是无条件服从，而中国是一种家族主义和地域主义。第二个差异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日本讲究现实主义，为了现实利益它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比如它也是被美国打开国门的，1853年，佩里将军登陆，强迫日本打开国门，但是日本人特别崇拜佩里，丝毫没有被奴役的屈辱感。2003年，横须贺举行纪念开国150周年的化装游行，走到哪儿都是喝彩一片，像民族英雄一样对待佩里。中国记者大惑不解，就去问日本人，那个坏蛋当年是来侵略你们、殖民你们的。日本人回答很简单：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文明啊。
第三个差异就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日本是个悲观主义的国家，这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一直有个观念，人类社会在进入文明的一刹那，地理环境对它的民族性格影响特别大。日本是个自然灾害特别多的国家，每年有感地震2000多次，每10年有一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火山在日本，天天冒烟，每年有七八次的台风，有时候还带来海啸。这种恶劣的环境，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同时又给人造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想法，因为你不知道哪天就死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特别喜爱樱花的原因。就因为樱花开得再漂亮，也会瞬间全部消逝，一夜就没了，樱花盛开的时候，就一天的工夫。日本人就崇拜这种瞬间的美，瞬间的消亡，武士剖腹自杀也是这种精神。
日本的农作物基本是水稻，种水稻水很重要，所以从古代开始大家要共同利用水力，这是农村共同体的一个主要工作。讲求合作、协调，共同来对付灾难。所以在日本，古代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不理你，孤立你，这人就没法生存了。在日本的村落共同体，这种惩罚叫“村八分”，就是说，日本人认为人的一生有10件大事，如果你违背了共同的规则，在8件事上不理你，你就无法生存了。只有两件事是必须理你的，第一是火灾，第二是死人，其他比如说盖房、结婚、种庄稼、祭祀等等，一旦都不理你，你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说，日本的集团主义超出人们的想象，由此形成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分工。
日本人见了面先递名片，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告诉你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用什么话跟他讲，日本语里边表示尊敬的词有很复杂的区分体系。直到现在，日本也不接受外来移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外来者相处，不知道该把外来者放在哪一个等级秩序里。
三联生活周刊：那最近几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更严重，是不是跟它的经济衰退有关系？相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它会有一种失落之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王新生：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它有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里边。说起来日本这个民族是容易走极端的性格，叫歇斯底里。日本的政治家小泽一郎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属于歇斯底里的民族，走极端，一旦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外在变化，我们就有可能急转弯。近代以后日本有几次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交叉变化。明治维新时信奉民族虚无主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要全盘西化。到了明治末年的时候，打赢了甲午战争，打赢了日俄战争，这时候民族主义膨胀了，开始出现沙文主义。后来“二战”失败了，又一次民族虚无主义，就什么都听美国的，连国民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吃面包，喝牛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确实有一个民族主义高潮的时期，石原慎太郎连着写了三本《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应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最大的对海外投资国，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后，泡沫经济崩溃，开始走下坡路，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还是有很雄厚的实力，但相对来说，它的优越感在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军国主义有它的外部因素、历史文化因素，那作为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应该怎样去看待日本？应该对此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新生：日本是一个服从强者的民族。2000年前后，日本的学者做过一次探讨，总结20世纪日本的对外战略，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日本做不了一流大国，无论从规模、人口，还是面积、资源也好，或者说它的技术能力也好，都有局限性。它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一个真正的大国后面，跟它结盟，然后一块行动。比如说1902年和英国结成同盟，打败了俄国；“二战”后跟美国结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势力交替上升，他们搞不清楚哪个是老大，一看希特勒在欧洲搞得很猛啊，就跟着希特勒干吧，结果跟错了。所以，学者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作是判断谁是真正的老大。所以，中国哪一天真的强大了，这些历史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日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我们该怀着一颗平常心，客观、冷静地去沟通、理解。
主笔/魏一平 实习记者/付雪航